揭秘：李煦与其家族的一生
初秋之际，位于昌邑城东隅社区的姜家大湾北埃，翠绿的草木开始褪去生机，而碧树则在秋风的凉意中微微泛黄。这里，似乎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大约300年前，居住在此的昌邑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浮沉变迁，远离故土，九州四海间皆有他们的足迹。其中，李煦家族便是典型的代表。
这个家族与帝室的深厚渊源令人瞩目。李煦的生母与祖父曹寅的生母都是帝室的保姆，李煦与曹寅共事多年，同为康熙帝的耳目近臣。更令人惊叹的是，李煦与曹寅之间有着紧密的亲属关系——李煦之妹，即是曹寅之妻、曹雪芹的祖母。可以说，李煦的经历以及他的“虚白”斋号，都被融入到了《红楼梦》的文学世界中。
台湾学者皮述民先生提出的“苏州李府半红楼”理论，认为《红楼梦》的史事素材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苏州织造李家。江宁曹家和苏州李家这两家的史事素材加起来，也只占《红楼梦》素材的一部分，更多的素材还是来源于曹雪芹所接触的现实生活和传统文化。皮述民先生分析《红楼梦》处理史事素材时指出，曹雪芹并非要把许多史事写得像那样具体，而是有意把它们写得不像，但在这种不像之中，却有着象征的意义和影射的痕迹。
正如李煦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他在长城内外留下了实实在在的足迹，也为那个时代的宦海风云留下了清晰的缩影。作为苏州李府的顶梁柱，他的一生充满了真实与象征。
昌邑的姜氏族人，原本可以安心耕读，但在历史的浪潮中，他们如同一叶扁舟，飘荡难定。清军攻入河南、山东等地时，昌邑城被数万清兵围困，城内书生在寒冬中誓死抵抗。李士桢的祖父姜默若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壮烈牺牲的。而李士桢的父亲姜演在守城东南角时，与清军展开激战。李士桢在战役中被清军掳去。之后清军班师回朝之际败逃过程中壮烈殉难者众多可谓惨烈。然而战争结束后清军撤离后李士桢被正白旗佐领李西泉认为义子改姓李氏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历程。不久之后他通过科举考试开启了仕途之路并一路升迁广东巡抚等职位为当地百姓谋福利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整顿广东政务取得了积极成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然而因举荐人才受到权臣的打压和弹劾他选择了辞职归隐过上了简朴的生活。他虽然改姓却始终不忘昌邑姜氏家族并为团结宗族促进姜氏家族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他关注姜氏家族发展的同时不忘教育儿女不忘本至其子李煦时与姜氏家族交往更为密切。康熙三十六年李煦遵父亲遗愿于苏州织造府刊刻《姜氏族谱》并邀请著名文学家及同乡进士张志栋作序自己也亲自为序以表达对家族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历史的脚步虽已远去但李煦家族的故事却与《红楼梦》紧密相连成为了一段永恒的传奇让人感叹不已同时也让人对那段历史产生了更多的遐想与探究之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煦与曹寅的交往
李煦，生于1655年，自幼受到父亲李士桢的良好教育，母亲文氏是李士桢的第二房夫人。在康熙九年的一个春日，年仅16岁的李煦凭借父亲的庇荫进入国子监读书，这里的学习氛围为他开拓了视野，学识也得以精进。
在康熙十三年的某个时刻，李煦完成学业后被授任为内阁中书，步入了仕途。他在广东韶州、浙江宁波任知府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引《庄子·人间世》中的“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意，取“虚白”为斋号。
康熙二十七年，李煦返京担任畅春园总管。因其干练、谨慎敏捷的工作风格，他受到了皇帝的赏识。而在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他出任苏州织造，这一职务他担任了30年之久。期间，他四迎圣驾，成为康熙皇帝的耳目近臣。
与此两淮盐税收入是清廷的主要财源之一，需要得力的官员整顿主持。李煦与曹寅被特命兼监察御史管理两淮盐政，以十年为期的交替管理。在巡盐任上，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如同“既以共答君恩，而至亲骨肉亦且永以为好”。
李煦与曹寅的交往是李、曹两大家族交往的延续。曹寅的父亲曹玺曾出任江宁织造，而李士桢的妻子文氏与曹玺的妻子孙氏同为康熙帝的乳母，李煦的妹妹又嫁于曹寅，这使得两家的交往更为密切。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曹雪芹祖母李氏为李煦的胞妹、广东巡抚李士桢之女，是山东昌邑人。周汝昌先生根据杜臻作的《李士桢墓志铭》分析，指出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李士桢之女、李煦胞妹。后来，有学者在《竹垞文稿》中发现了一篇墓志铭，墓主人叫李月桂，她的女儿嫁给了苏州织造曹寅。
根据墓志记载，李月桂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苏州织造曹寅。这说明曹寅之妻李氏并非李煦本家的之女，更非其胞妹，而是李月桂的女儿。虽然李煦和李氏同姓，并以兄妹相称，但他们并非同族兄妹。据分析，只有一种可能，即李士桢的义父李西泉和李氏的父亲李月桂之间存在某种尚待考证的亲缘关系。
尽管是亲戚，但在工作中，李煦与曹寅有时意见相左。尤其是整饬盐法、惩治私枭的态度上，他们的行事风格不同。李煦处理问题时宽严相济、相时而动。而比曹寅长三岁的李煦，之所以难以与曹寅达成一致，与他们不同的追求和性格有关。李煦内心追求虚白，行事富有老练经验；而曹寅则秉性耿直、处事不擅圆滑。正如李煦所说，“性情行事每多孩气”。因此他以老大哥的身份经常提醒曹寅为人臣之道的重要性。
在清代官场上织造府是广储司的下属机构之一主要负责为皇室提供丝织品及江南珍稀物品的管理一般由五品的郎中或员外郎担任这样的职位虽然位卑却关乎皇室的供给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压力。在苏州、江宁这些江南中心城市知府都是从四品与织造同级别的官员就相当出色了他们不仅负责地方治理还要满足皇室的特殊需求直接向皇帝上递奏折的压力和责任是巨大的这也是李煦和曹寅等人面临的挑战之一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确保满足皇室的各项需求并维护江南的稳定繁荣。李煦与曹寅这两位织造官员，虽身具皇家血脉，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清朝的政坛上独树一帜。李煦的母亲文氏与曹寅的母亲孙氏都曾担任康熙帝的保姆，而曹寅年轻时还曾担任过康熙的伴读及侍卫，这种深厚的情谊和信任使他们与康熙帝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
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李煦与曹寅的奏折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瞩目。作为织造的他们，奏折内容常常涉及民情风俗、官员贪廉等并非本职的事务。他们不仅拥有向康熙帝直接上奏折的权利，更有密折专奏的特权。
康熙三十一年，李煦接替曹寅出任苏州织造。初到任上，他并不习惯向康熙帝奏报本职之外的事情，因此在奏折中坦言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康熙帝鼓励他继续奏报，告诉他秋收之后还需再写奏帖。自此，李煦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康熙帝上密折，内容从天气变化、粮食价格到地治、官员隐私等无所不包。
李煦在江南地区被视为康熙帝的耳目和心腹。一些不便公开传达的事情，康熙帝会交给李煦处理。李煦对政局的看法也能影响康熙帝的决定。例如，在江南科场案中，李煦多次密奏会审进程和江南民意，最终康熙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处理此事。
除了政事，李煦与康熙帝还通过密折进行私人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琐事和健康状况。这种亲密无间的交流让人不禁感叹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李煦不仅是康熙帝的政治工具，更是他的朋友和亲人。这种独特的君臣关系在其他历史时期也极为罕见。
与此曹寅与李煦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从现存的曹寅奏折看，其奏报内容与李煦有相似之处，多是关于地方情况、官员情况等。而在曹寅重病这件事上，李煦与康熙的密切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曹寅在扬州染上重病时，李煦探病并受其请求向康熙讨药。康熙帝得知后高度重视，不仅连写四次“万嘱”，还急遣驿马将药送去扬州，展现了对曹寅的深厚关爱。
曹寅与疟疾之困：古时的治病良药奎宁针对疟疾的治疗本是得心应手，然而曹寅的人生似乎另有隐情，背后或许隐藏着其他难以言说的并发症，最终导致了他的离世。
五大财源的神秘亏空——江南两大织造巨头的困局：康熙皇帝对江南的李家与曹家关怀备至，苏州与江宁两地的织造府更是备受恩宠。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足于这两家织造府，可见其重视程度。恩宠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压力。李煦与曹寅为了应酬与逢迎，动辄支取库银，导致亏空巨大。尤其是李煦，亏空的库银竟达五十余万两。
亏空风波与皇家庇护：康熙四十八年，两江总督噶礼密报康熙皇帝，揭露曹寅和李煦的亏空金额高达三百万两。康熙皇帝视他们为“家人”，自然不愿公开弹劾。但他私下多次告诫他们必须填补亏空。江南亏空案曝光后，康熙皇帝一边命令他们自行填补，一边派张鹏翮审查此案。他还为李煦和曹寅开脱，甚至让巡盐御史李陈常代赔亏空。
家族的荣辱与共：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为了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逝，康熙又命李煦接手曹家的职责。可以说，在李煦的帮助下，曹家得以在风雨飘摇中稳住阵脚。
李煦的五大无底洞：李煦的亏空如此巨大，主要源于五个无底洞：盐商们的欠款、织造任上织户的预支钱款、接驾开销、“打点”之费以及家庭开支过大。这些开支如同洪水猛兽，让李煦疲于应对。
兄弟间的纠葛与纷争：李煦的家庭开支中，除了自家的开销，还有他在京中的弟弟们的需求。这些弟弟们放纵不羁，任意妄为，不断向李煦索要财物，让他感到无比困扰。李煦感叹说：“剜兄之肉，以补弟之疮。”可见其困境之深重。
盐政重任下的焦虑与困境：康熙五十五年，李煦管理两淮盐政，看似风光无限，实则焦虑重重。他深知这次重任是为了弥补亏空，清欠钱粮，心头压力可想而知。他的兄弟们似乎并不理解他的困境，仍然向他索要财物。李煦的孩子李鼎也让他操碎了心，从小在家庭的娇宠中长大，养成了奢华靡费的习性。
据皮述民先生的观察，李鼎似乎存在品德上的明显缺陷。李煦与妻子不得不多次放下尊严，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为李鼎铺路。即便康熙皇帝在其他方面对李煦多有破格关照，对于李鼎的求助却屡屡婉拒。从康熙对曹寅子侄的特殊安排来看，他对李鼎的拒绝似乎颇含深意。
报应往往突如其来，近在咫尺。康熙六十一年，随着康熙帝的逝世，李煦因其知晓的宫廷秘密被列入了清算名单。雍正元年，朝廷命令复查李煦的亏空案，最终导致其官职被罢免。
查弼纳在江南调查后，向雍正帝呈报的结果并未让皇帝满意。雍正帝愤怒地指出李煦家产追查不严格，对其家人应用刑者未用刑。李煦不仅在织造任职多年，且曾在两淮任事五年，亏空皇上钱粮达三十八万余两。虽然苏州和京城的家产被查抄后折银十二万余两，但仍欠二十五万余两。朝廷命令再次严查李煦家人的财产和货物，以确保弥补其亏空。
这一决定引发了大规模的追查行动。除了变卖217名仆人外，还有54人受到审讯、夹讯和拷打。除了李煦父子外，与李煦有关的幕僚、家人、朋友和商人，甚至其家人的妾室也受到了严厉的审问和拷打。经过两年的追查和审讯，李煦的亏空罪名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刚刚得以稍微平静的李家再次遭受致命打击。雍正五年，李煦因早年曾为雍正政敌购买侍女而被入狱。最终，他被发配到打牲乌拉（今吉林省），那是一个荒凉苦寒之地，许多人无家可归、无资耕种，困于徭役之苦。对于李煦来说，被发往此处几乎等同于死刑。
在那荒凉之地，李煦仅与佣工相依为命，生活艰难。尽管他身处困境，却仍心怀感激皇恩浩荡。他的两个儿子远在京师，亲人无一在侧，孤苦之情难以言表。七年后，李煦在东北的白茫茫大地中离世，享年75岁。
11年后，李煦的堂弟姜焯隐居在昌邑老家。他亲眼见证了李煦家族的衰败，深感家族成员必须重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基于这一教训，姜焯提出了“自造化”的警示格言，以此为家族子孙的训诫。他将这三个字刻在板上，悬挂在祠堂旁，以警示后人以此为戒。他亲眼目睹了许多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的事例，深知家族兴衰与个人行为息息相关。“自造化”不仅是姜焯对家族成员的告诫，也是对世人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