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世界之最吗英语(中国（Chia）和中国人
一、介绍中国（China）与中国人（Chinese）英文名字之起源
来自一位草根历史研究者的独白
关键词：国名China源于“秦（朝）”，中国人称为Chinese实为“秦人们”的英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三大辉煌的时代——秦朝、汉朝与唐朝，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繁荣，更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历史悠久的秦王朝
秦，一个跨越数百年的古老国家，不仅是中国的诸侯国，更是孕育中国民族的摇篮。秦王朝不仅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更通过一系列政策，如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筑长城等，实现了华夏大地的统一。秦始皇的功绩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动荡，更为中华大地形成了一个以缘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国外学者曾评价，秦始皇的出现使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了国家这一强有力的载体。
二、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秦那”（Cīna）
在我们古代史上，与我们交流最频繁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现今所知最早的外国对中国的称呼，便是古梵语中的Cīna一词。这一词汇在汉译佛经中常见，是印度对中国的称呼，通过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古代印度人常在此词前加上mahā，成为Mahācīna，意为“大至那”或“伟大的至那”，表达对中国的尊崇。
这一称呼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撤出印度河流域后，印度建立了孔雀帝国。在开国丞相乔底利耶的著作《政论》中，提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说明秦的影响早已远播。史学家张绪山在其著作《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指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Cina，Cini），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唯一名称。”
三、秦的影响力与通往印度的古道
尽管有人怀疑古代交通的便利性，认为秦的影响难以到达印度。但自古以来，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印度也不例外。先秦时代，中国与印度已有互通往来。当时，从我国到印度之间可能有四条通道：直接翻越青藏高原、穿过西域再经中亚内陆、沿着四川或云南的热带雨林以及沿着亚洲大陆南缘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通道见证了我国与印度的深厚友谊，也展现了秦的影响力的深远。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与中国人称Chinese的根源可追溯到“秦”。这一历史背景不仅揭示了我国历史的繁荣与辉煌，更展现了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秦代的贸易与对外交流：通往印度之路及其深远影响
自秦代以来，通往印度的路线虽然艰险，但商人们仍然选择了继续前行，尤其是海路。这种交流背后的历史证据与线索，犹如古老的丝绸般紧密交织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张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提及，秦国的强大名声不仅在中原传播，也通过商贩延伸至印度和中亚细亚。在秦穆公的时代，秦国的威名已经开始向外传播，而且据《战国策》记载，秦人在贸易和商业活动中展示出的力量与勇气也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国家。
在南越国，地处华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展现了繁盛的海外贸易景象。南越王的墓中出土的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见证了这一点。主要的贸易港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将秦的威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地区。
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展示了外交手腕，也展示了他的商业智慧。在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国，他了解到中国的蜀布和竹杖竟然来自遥远的印度。于是，他建议汉武帝开辟通往西南的道路，以便通过蜀地到达印度。这不仅推动了汉朝与西南地区的交流，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代学者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提到张骞凿空西域起到的商业作用。汉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不仅成为开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也作为中西民间友好交往的主要载体。张骞的经济头脑使他意识到大夏与蜀地之间的贸易潜力，他建议汉武帝开辟通往西南的道路，引发了汉朝与西南地区的深度交流。
杨宪益在《译余偶拾》中提到塞种（Skuzai）与中国史料中的九州戎的关系，以及斯罗多德所述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西侵与秦逐西戎的历史背景。这也进一步证明秦代对外交流的重要性。这一交流不仅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打开了大门，也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秦代的贸易与对外交流不仅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底蕴。这些古老的贸易路线和故事仍然被传颂在民间的茶楼酒肆中，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深远影响和魅力。从古至今，通往印度的路线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从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到现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通道见证了中国的繁荣与辉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魅力。秦国的兴起，始于秦仲（前845-822年）讨伐西戎之时，此事发生在公元前825年或前一年的战争。其后，秦庄公（前821-778年）继续破西戎，巩固了秦国的领土。秦国的征程并不停歇，在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再次伐戎，并于前753年在歧地击败戎师。秦穆公（前659-621年）称霸西戎后，东方塞种已无力再侵扰中原，秦国得以转向西方发展。这一战略转变不仅影响了中原地区，还波及到了西域和地中海东岸。正是在秦穆公的时期，秦国与其他游牧民族联合西侵，攻破了亚述都城，颠覆了亚述帝国。
张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第一册第一章“上古时代中外交通总序”中提到，秦穆公之后，秦国的力量使戎人畏惧，西迁千里。而孝公（前361-前338年）更是威服羌戎，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
据《左传》记载，秦穆公的霸业涵盖了西戎，他兼并了十二国，向西扩张了数千里的领土。而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消灭了大荔，占领了其地。那些未逃脱的戎族向西逃过了汧山和陇山。自此以后，中原再无戎寇之患。
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已经盘踞中国西方、雄霸内陆，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无论是在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秦国都是诸侯国中最强大的。西戎的迁徙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波及到了地中海东岸，秦国的威名也传到了西部地区。而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就是以“秦”为代表。
史学家余太山寨在其专著《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历史研究》中也阐述了这一点，认为“秦”是当时北亚和中亚对中国的称呼。从秦穆公时代开始，大月氏的居住地就位于秦国的统辖之内。当匈奴攻击月氏时，月氏败退并西迁，将“秦”的国号传播到中亚乃至西亚。后来的粟特、康居、阿兰等国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这一称呼很可能源于大月氏。
其他史书如《史记·李广利传》和《汉书·匈奴传上》也记载了秦人在匈奴中的影响，他们带来了穿井技术，并参与了守卫工作。连匈奴人也开始称呼中原人为“秦人”。在《汉书·西域传下》中，颜师古注释说这是习惯上的称呼。从秦朝开始，匈奴就与之为战。随着秦、汉王朝的快速更迭，偏居大漠北庭的匈奴人开始沿袭这个称呼，并传到了西域各国和欧洲。直到宋以后，中国才被称为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一直以“秦”来指称中国。这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却隐藏着历史的因果关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称呼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信息、由于时代资讯传递速度的限制等原因产生了时间上的滞后性最少一个朝代之久的现象并不罕见而四西方人所描述的“秦”（Cin、Cinistan、Chinastan、Cynstn）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传播得更为广泛这也是中华文明影响力和吸引力的体现之一从古至今，中国的名字在世界各地语言中有着多样的称呼。从梵文的Cīna，到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再到拉丁文的Sinae、英文的China，这一系列的称呼反映了中国深远的影响力和文化交融。
诗人费杜西在《帝纪》中记述了波斯哲姆希特王与马秦国的联姻，其中的“马秦”寓意着“大秦”，揭示了古代中国在西方的认知。西方学者毛尔和福尔克认为，周穆王的女儿嫁给了波斯哲姆希特王，这一传说虽富有传奇色彩，但也反映了古代文化的交流。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交往，其中涉及了波斯无忧王与中国的关系。希腊人科斯马斯在著作中称中国为“秦尼策”，景教则是在东方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文献中也将中国称为“秦尼斯坦”。这些称呼都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一词仍是“秦（那）”的谐音。最早将Cina音译至汉语的玄奘，在其著作中将中国称为“至那”。这一称呼逐渐演变为现代的“”。中南半岛诸国深受中国及印度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印度半岛的称呼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交融。
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中国的瓷器制造业在隋唐时代蓬勃发展，瓷器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华南地区远离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运输成为更为适宜的运输方式。瓷器贸易逐渐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增长点。西方用瓷器产地的旧称“秦（那）”来命名“瓷器”，即“China”。
这一历程见证了中国从丝绸到瓷器的转变，体现了古代“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的文化、商品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和深化，形成了今天世界对中国的广泛认知和赞誉。从古至今，丝绸被视为世界性的硬通货，但比起这一东方珍品，来自中华大地的瓷器更是高贵且奢侈的象征。
追溯欧洲瓷器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亚历山大港的贵族们曾经通过攀比各自收藏的瓷器来展示财富。瓷器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普通百姓家中也对中国瓷器怀有深厚的喜爱，以至于阿拉伯平民家庭的日常器皿用具，大多为中国瓷器所制。
欧洲各国对于瓷器的追求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如葡萄牙国王曾下令商船必须载有一定数量的瓷器，并将其作为赠予欧洲各国国王的礼品。若在欧洲王室的重要场合缺少瓷器作为聘礼或嫁妆，那将是一件极为尴尬的事情。荷兰更是将瓷器视为主要的进口商品，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运输了数以百万计的瓷器至欧洲各地。
晚清学者徐继畬在其著作《瀛环志略》中提到，中国的瓷器不仅在国内受到赞誉，更在全球范围内风靡。唐朝时期是中国移民海外的高峰期，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也因此被称为“唐人街”，中国人被称为“唐人”。这一现象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也凸显了瓷器的国际影响力。
当我们谈论“China”这一词汇时，很多人都知道它代表了中国。为何国外选择用“China”来代表中国，而非其他词汇呢？这与中国瓷器的风靡全球密切相关。当中国的瓷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时，西方世界便以产地的名称来称呼这一神奇的东方器物，即冠以“China”之名。
如果我们采用中国的“拆字”理论，将“China”分解为“Chi-na”，即“秦那”，这一问题便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实际上，“中国人”的英文名称“Chinese”也含有“秦人”的含义。在亚美尼亚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英文的“Chen”，还是俄文的“Чен”，都可以发音为“秦”。
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明朝时期出版的《中国新图》中，提出了“”即“秦”的说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认为“China”一定是“秦”的译音。许多权威学者都论证了这一点，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为“”，即“China”，其根源在于“秦”。
为何将单音节的“秦”变为双音节的“秦那”（Cīna）呢？这与中国和外国语言的特点有关。中国使用象形文字，一字一意；而外国语言多为多音节的单词。纯粹的“Cin”反而不利于他们的表达。例如，俄语中的“茶”（Chay）就是来自中国的单音节外来词，但被俄罗斯人念成双音节的单词。
梵语中，Cīna后面加上sthāna（意为某人的居住地），变成Cīnasthāna。古代波斯帝国称中国为“秦斯坦那”，意思是“秦人生活的土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梁启超为其取的汉名“竺震旦”便源于此。马可·波罗、利玛窦记载的“契丹”也是指“”（秦那）。
至于为何斯拉夫语系把中国称为“Kidai”，这可能与他们对统治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契丹的发音有关。“契丹”在发音上与“Kidai”相似。“Kidai”其实是源于契丹的转音。
中国的瓷器不仅在国内受到赞誉，更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而这一象征不仅体现在瓷器的精致与奢侈上，更体现在与之相关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的交融中。在公元9世纪至13世纪期间，辽朝以及后来的西辽长期在中亚称霸，与俄罗斯的交往频繁远超当时的北宋朝廷。古罗斯人对中国的初步认识，源于对契丹人的了解，甚至在俄语中出现了“契丹”一词，用以指代俄罗斯东南方的邻国。
俄罗斯建立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建立于中国的晚唐时期，大约在公元962年。此时的俄罗斯，对于“秦”、“汉”、“唐”这些中国的古老王朝并无太多概念，更多地关注的是与中亚地区交流频繁的契丹。与此斯拉夫人作为的分支的信徒，与中亚地区相邻，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正是始于西辽，也就是契丹。在斯拉夫语中，“契丹”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
随着历史的推进，中亚、东欧等地的民族开始将中国称为“Khitay”（契丹），无论在俄语、希腊语还是中古英语中，中国常常以契丹为称。突厥语国家称中国为“Kaitay”，“Kathay”，“Katay”，西亚国家则称中国为“Katay”，“Khatay”，甚至在文献中，北中国常被称作契丹（Khita，Khata）。
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首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便是以契丹来命名中国。到了明朝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在1605年寄回的信函中确认了中国就是马可波罗口中的“契丹”。这一发现得到了葡萄牙人鄂本笃的证实，他亲自来华考察后确认，“契丹确为”。后来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将鄂本笃的事迹翻译成英语并收入其著作《古代中国见闻录》中。至今仍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称呼的转变反映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深厚交往历史。“契丹”这一称呼在中亚、西亚和斯拉夫语系国家中流传至今，成为了他们对中国的一种特殊称呼方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China”等称呼逐渐普及，“契丹”仍被保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一段跨越时空的交流见证。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欢迎各位朋友踊跃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