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册封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乾隆五年，富察氏与宝亲王弘历的联姻，铸就了一段皇室情缘。富察氏，这位宝亲王的嫡福晋，以其独特的气质和品格，深受乾隆皇帝的珍爱。在史书中，关于她的记载虽寥寥数笔，却每一笔都尽显其高贵品质与深沉内涵。
她以恭俭为本，平时只佩戴野花、绒花，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方式在皇后之中实属罕见。更令人钦佩的是，她用鹿羔绒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仿照满洲入关前的传统做法，以此表达不忘本源的心意。在满清权贵中，能够如此深谙祖德、不忘根本的人实属难得。
在皇宫之中，富察氏与乾隆皇帝的心灵相通，无论是在对满语骑射的坚持，还是对宫廷礼仪的维护，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当乾隆皇帝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时，富察氏的理解和支持无疑为这对夫妻的关系增添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聪明贵重，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然而命运多舛，永琏的早逝对富察氏和乾隆皇帝都是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依然将希望寄托在富察氏所生的皇七子永琮身上。然而永琮也早逝，这无疑是对富察氏的又一次打击。
在富察氏陪同乾隆皇帝东巡期间，她身心受到巨大打击，最终在旅途中病逝。乾隆皇帝与富察氏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对富察氏的离世深感悲痛。在悼念皇后的《述悲赋》中，乾隆皇帝甚至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这体现了他对富察氏的深深眷恋和对夫妻情感的重视。
从清太宗皇太极到乾隆皇帝，满清皇室对夫妻情感的重视与汉族的假道学形成鲜明对比。皇太极在得知宸妃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顺治皇帝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这些事例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
富察氏的离世，不仅对乾隆皇帝造成了巨大的情感打击，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情厚意的皇后形象。她的生活点滴、与乾隆皇帝的情感纠葛以及对满清皇室的影响，都让我们深感震撼。她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皇室的历史，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乾隆在《述悲赋》中，以诗意的语言深刻表达了他内心的悲痛。他历经未曾历过的苦难，感同身受地与嫡妻共同承受着辛酸。生命中的分离，让他悲痛欲绝，春风秋月，夏日冬月，时光流转，但心中的悲痛却永无止境。
过分的伤感让乾隆的情绪出现异常，他希望所有的儿子都能感同身受，对嫡母的去世表现出深深的哀痛。当他看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对此并无显著的哀慕之情时，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责骂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他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声明，若他们不能尽人子之道，百年之后，皇统绝不可能由他们继承。
这种严厉的训斥让两个尚未经历世事的皇子诚惶诚恐。与此朝廷上出现了血淋淋的惩罚：因为翻译册文有误，大学士阿克敦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更是被赐令自尽。而在大清律例中，并没有对国服内剃发明确的惩罚标准。这种严苛的惩罚使得朝廷气氛压抑，人心惶惶。
在这种环境下，皇长子永璜郁抑而死，年仅23岁。乾隆对此深感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并在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让永璜生母的灵柩一同入葬，以此表达对其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然而生者还需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皇三子永璋的心灵亦被摧毁，最终撒手人寰。
与此乌拉那拉氏作为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赋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受命前往金川指挥战争。傅恒在出师前夕受到乾隆的重视和尊敬。他的成功奠定了其在朝廷的宰辅地位，这一地位保持了20余年，直至去世。
乌拉那拉氏在乾隆的后宫中并不受宠。她比乾隆小7岁，是满洲佐领那尔布的女儿。在乾隆即位后，尽管被封为娴妃，但她在乾隆的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不如富察皇后和高佳贵妃。她却在后宫中找到了与太后投缘的慰藉。在历经艰辛后，她终于被册封为皇后，然而乾隆对此并不情愿，对她的态度依旧冷漠。他对嫡妻富察氏的思念深深烙印在心，岁月无法冲淡。
乾隆在南巡时，依旧对曾经失去的那段情感念念不忘。他绕过了让他抱憾的伤心之地济南城。在他的悼亡诗中流露出真情：“醒看泪雨犹沾巾”。甚至在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他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也流露出些许歉意。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和愧疚感是岁月无法抹去的痕迹。乾隆皇帝的生活丰富多彩，他的后宫佳丽众多，而其中乌拉那拉氏曾是他的宠妃，皇十二子和皇五女相继诞生，昭示了她的宠爱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皇帝的心逐渐转向年轻的魏佳氏。
魏佳氏，一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妃子，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独特的个性吸引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她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比乾隆皇帝小十六岁，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在乾隆的后宫中，像魏佳氏这样的出身并不罕见，许多来自内务府包衣的佳丽都被纳入后宫，成为皇帝的生活中的亮点。
魏佳氏的入宫，无疑对乌拉那拉氏的地位产生了冲击。从乾隆十年开始，魏佳氏的地位逐渐上升，接连被封为贵人、令嫔、令妃，甚至令贵妃。这一系列的册封表明，魏佳氏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她的生育记录也反映了这一点，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她生下了六个孩子，其中包括皇七女、皇十四子等。
就在魏佳氏的宠爱达到顶峰之时，另一个女子的出现打破了后宫的平静——“香妃”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和猜测。尽管在乾隆的众多后妃中并没有“香妃”的封号，但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的和卓氏走进了皇宫。关于香妃的传说多种多样，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她身上的沙枣花香。
关于香妃的身份，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孟森先生认为香妃即容妃，与大小和卓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也有学者认为香妃入宫是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至于容妃的身份，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肖之兴认为容妃来自和卓家族的另一支系，而善普则从故宫档案中找到了关于“和贵人”的赏赐记录。《喀什“香妃墓”辨误》一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认为容妃的家族与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码特和卓有关。关于容妃的父亲究竟是谁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香妃”的出现无疑给乾隆皇帝的后宫带来了别样的风情和韵味。这位神秘的女子在后宫的地位也可见一斑。尽管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她的生平事迹但她的存在无疑给乾隆皇帝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和体验。这些纷繁复杂的后宫故事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想象空间。乾隆皇帝的后宫佳丽们各具特色、各有故事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清朝历史的一部分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容妃的身世和经历，流传着多种说法。关于她的出身，一种观点认为她是墨敏第三子阿里之女，另一种则认为她是墨敏第六子帕尔萨之女。尽管对于容妃的家族背景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墨敏的子孙们都坚决反对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这一点是肯定的。
当大小和卓发动叛乱时，容妃家族的去向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平定叛乱，也是众说纷纭。据《喀什“香妃墓”辨误》和《“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所述，容妃的亲属迁居到布鲁特人地区（即柯尔克兹族）。当清军援助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的兆惠部时，布鲁特人协助清军攻打了喀什噶尔，对平定叛乱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赞大臣舒赫德的奏报也提到了这一点，两和卓木因为听说哈什哈尔被布鲁特抢掠，匆忙出谋堵御布鲁特之计。这实际上是一种策应，帮助清军解围。而容妃的家族无论选择避居布鲁特还是迁往清军占领的伊犁，他们都坚决反对叛乱并参与了平叛行动，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战争的结束，容妃及其家族被乾隆皇帝接至北京。乾隆皇帝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特意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华美的寺。关于容妃入宫后的生活，也存在许多谜团。例如她为何在早婚盛行的年代直到26岁仍然待字闺中，如果她已经结过婚，那么她的第一次婚姻情况又是如何。皇宫内的浴德堂曾被认为是容妃的沐浴场所，但这也存在许多争议和谜团。水井的使用、宝月楼的特殊地位以及与容妃之间的关联也都令人费解。
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相往往被岁月所掩盖，留下的只是传说和猜测。这些传说和猜测不仅让我们对容妃的身世和经历充满好奇，也让我们对那个历史时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无论是关于容妃的家族背景、入宫后的生活还是那些神秘的历史遗迹，都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去、去珍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乾隆皇帝与和卓氏之间的结合虽然充满了政治色彩，但他们的交流却毫无障碍。乾隆精通维吾尔语、蒙语等多种语言，使得他与来自西域的和卓氏可以无障碍地交谈。为了迎合她的饮食习惯，乾隆还特意为她配备了厨子，烹饪她喜爱的抓饭和洋葱为主的菜肴。自册封容嫔之日起，和卓氏享受着乾隆的宠爱长达数年。
这一切的宠爱与关注，似乎都忽略了乌拉那拉氏的存在。作为皇后，乌拉那拉氏虽然统率六宫，却鲜少有机会与乾隆共处。心绪失控的乌拉那拉氏，在无法忍受被冷落的境况下，愤而断发，欲出家为尼。这一举动在满族中意味着丧夫立志不再改嫁的决心，被视为大忌。虽然乾隆并未公开废后，但乌拉那拉氏已被打入冷宫，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乌拉那拉氏的去世，成为朝野的轩然大波。有关乾隆私生活的传言一时间四起，包括乾隆模仿道君皇帝寻花问柳的故事。这些传言反映出宫廷生活的复杂和皇后断发事件的冲击。在私人笔记中，不乏对这段历史的详细记载。虽然这些野史笔记不能作为信史，但它们从侧面揭示了皇后断发的确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对乾隆的影响也持续了至少十几年。
乌拉那拉氏的去世和永璟的命运更加令人感慨。作为唯一长大成人的子女，永璟不仅失去了母爱，更成为了母亲断发的牺牲品。他在如履薄冰的状况下生活了十年，最终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这份哀荣在他生前并未得到任何册封，直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后，嘉庆才追封他为贝勒。这一切不禁让人对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怨恨之深有所感悟。历史背后的故事令人感慨万分，皇家的私生活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千古流传的佳话。乾隆四十年（公元１７７５年），皇宫内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件。原都察院书吏严增向乾隆提议册立皇后，其中涉及到乌拉那拉氏。这一事件再次掀起了关于皇后的波澜。那时，乌拉那拉氏因某种原因断发，引发了广泛关注。乾隆对此极为愤怒，对严增施以严厉的惩罚。
时光流转，事情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１７８２年），当乾隆赴盛京谒陵，途径锦县时，一位名叫金从善的生员递交了一份条陈，提及了立储、复立后、纳谏、施德等议题，并要求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断发事件发表声明，甚至要求乾隆发布所谓的“罪己诏”。这一事件再次将人们的目光拉回到十三年前的那场风波。
对于金从善的指责，乾隆在上谕中强调了对乌拉那拉氏的宽容。他指出乌拉那拉氏虽有过失，但他仍然对她宽容如故。乾隆的言辞与野史中关于乌拉那拉氏对乾隆劝谏的记载相吻合。关于乌拉那拉氏为何断发的核心问题，乾隆并未触及。而对于金从善要求他发布罪己诏的诉求，乾隆则坚决拒绝。
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对待乌拉那拉氏仁至义尽，并未削去她的皇后名号。实际上，这是乾隆不愿引发更大的波澜。在汉族的观念中，废后是一件极为不体面的事，必然会引起朝臣的辩论，从而暴露皇帝的隐私。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则皇帝不会轻易选择废后。一旦废后，乾隆与乌拉那拉氏之间的恩怨是非就可能被彻底揭开。乾隆作为一位精明的统治者，绝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
生活在宫廷中的妇女，大多是等级制度与一夫多妻制度的受害者。当年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述了宫中美女之多以及她们渴望得到皇帝宠幸的悲惨境遇。对于乌拉那拉氏来说，她不甘于被打入冷宫、欲出家为尼而不可得的命运，最终选择了断发抗争。即使她选择了死亡，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尊严。无论生死，她都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皇权压迫。
在皇后断发事件发生后，乾隆晋封魏佳氏为皇贵妃，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魏佳氏的容忍和等待赢得了皇贵妃的封号以及管理后宫的权力。尽管魏佳氏的办事能力和谦和态度都得到了乾隆的认可，但乾隆却决定不再立皇后。在他看来，乌拉那拉氏在得到皇后的头衔后出现了断发的行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皇后不会如此。他宁愿让魏佳氏以皇贵妃的身份管理后宫，也不愿再册立新的皇后。这样的决定也体现了乾隆对皇权的绝对掌控和对自身权力的维护。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的父亲雍正和祖父康熙在皇后去世后都未再立皇后。这一传统在乾隆时期得到了延续。乾隆在三十八年秘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为了保持秘密，也让永琰的母亲魏佳氏继续保持皇贵妃的身份。乾隆的决定反映了他对皇权的独特理解和维护自身权力的策略。在这背后，也体现了封建皇权的无情和冷酷。乾隆帝原本计划在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人选，同时册封魏佳氏为皇后。秘密立储仅过两年，魏佳氏便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魏佳氏在去世前未能获得应有的皇后名分。
魏佳氏作为皇贵妃，执掌六宫事务长达十一年，其影响力在后宫中无人能敌，甚至在乾隆心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不仅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生育了皇十五子永琰，更因为永琰被立为继承人，而得以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被追封为孝仪皇后。这一切的荣誉都只是死后的哀荣。
对于魏佳氏来说，她最需要的并非这些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照顾。她和继后乌拉那拉氏一样，在进入更年期后，身体和心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需要被关爱和照顾的时期，她们却身处空荡荡的宫殿之中，无法得到丈夫的陪伴，儿女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无法常常在身边照顾。
现实是残酷的，即便魏佳氏拥有锦衣玉饰，她依然在和那拉氏一样四十九岁的年纪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紫禁城中的大多数女性，无论她们是敏感还是麻木，都必须面对精神上的痛苦。她们被深锁在宫廷之中，与外界隔绝，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家庭温暖和亲情陪伴。这种孤寂和苦闷，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深刻体会。
魏佳氏的离世，对于乾隆帝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他或许在心中早已将魏佳氏视为自己的伴侣和知己，他们的感情深厚，无法用言语表达。在魏佳氏去世后，乾隆帝将其灵柩葬入裕陵地宫，也许是一种心灵上的弥补和情感的寄托。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魏佳氏的深深怀念和无尽的爱意。
魏佳氏的离世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必然。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和影响无人能及，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依然面临着精神上的痛苦和困境。这一切的荣辱得失，都随着她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只留下历史的传说和后人的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