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
薛己的温补学说，在明代医学界独树一帜，其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中医理论，还融合了各家之长，特别是在命门肾和脾胃方面的，为后世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薛己的学术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医家，如名医唐宗海等，其观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为病患带来福音。
自河间与丹溪之学盛行以来，时医用药常偏执于苦寒，导致脾胃损伤，真阳受损，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在此背景下，薛己等医家开始新的医疗理念。他们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肾和命门的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深入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他们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治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重要性，并善于使用甘温之药。这一学派被后人称为“温补学派”。
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包括薛己、孙一奎等。为了更好地治疗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等症状，他们创立了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方剂。这些方剂中常使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温热性的药物，与滋阴药相结合进行治疗。这种用药方式既抵消了滋阴药的寒凉性质，又增强了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效果。
薛己作为温补学派的发起人，自幼继承祖传医术，后以内科驰名。他在禁宫的多年中，得以博览群书，精通各科医技。他的治学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门肾为主。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继承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另一个系统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他将这两个系统结合，引用在临床治疗上发展出多种运用方法。薛己的这种独特的医学观点对后世医家如唐宗海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薛己的温补学说在明代医学界独树一帜。他的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医理论，还融合了各家之长，特别是在命门肾和脾胃方面的。他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为病患带来福音。他的贡献为后世医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在薛己的学术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脾胃升降失常观念的深入。他将其应用于血症的治疗中，认为这种病症往往是由于脾气下陷、相火温热下迫所致。他主张用甘温之剂调理脾气，使气血归经而止血崩。这种调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己的著作中有详尽的阐述。薛己还继承了王冰重注内经的肾与命门学说思想，并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上发展出多种运用方法。薛己的学术思想深邃且独具特色，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薛氏的临床治疗主张，是在张丹溪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基础上，结合了肾与命门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一方面，薛氏保留了滋阴补肾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创新性地加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这种融合使得滋阴派的学术得以更深入的挖掘，同时也推动了温补学派的进步，薛己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命门学说的创立人——赵献可，他是明代医学家，字养癸，鄞县人。他的医术主要继承自薛己，以补火为主。赵献可对命门的研究兴趣浓厚，主要是受到了薛己医术的启发。他在薛己的基础上创立了命门学说，成为温补学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关于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丹溪创立滋阴学说时，已经认识到相火是人体动力来源之一。丹溪并未深入研究相火作为生命动力的方面，他所指的相火更多的是指人身活动机能。这种相火经过修饰后，才演变为有根的命门相火。但在临床上如何运用，丹溪并未给出明确的指导。这一点在薛氏运用六味丸和八味丸后得到了解决，这两种药物的交替运用标志着命门学说和滋阴学说的完美结合。
薛氏的方剂中，六味丸注重疏泄，八味丸则注重温补。这种结合解决了滋阴过程中遇到的两个难题：一是缺乏疏泄观念导致的补水无效；二是天寒导致的对寒凝之药吸收困难。可以说温补学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滋阴学派，更加成熟。
赵献可的生命之门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命门的重要性。他认为生命的持续依赖于火的存在，火是阳之体，也是生命的根本。他将命门视为火之所在，认为火强则生机旺盛，火衰则生机减弱，火灭则生命终止。他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性，认为其为人身之宝，在治疗时只能补火而不能泻火。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解释。他对命门的理解源于内经的启示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创新理解，如认为命门在两肾之间且非左肾右命门的传统观念等观点在当时并未被普遍接受但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明代孙一奎对此学说持反对态度也反映了当时医学界的不同声音和学术争议。总的来说赵献可的生命之门学说进一步丰富了中医理论并在医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命门学说：古今交融的中医智慧
命门，这一古老而神秘的中医概念，自《难经》以来便备受争议。孙氏认为右肾与命门息息相关，元气蕴藏于其中。《素问》中关于七节之傍的描述，也引发了对命门定位的争论。但至今，命门的具体位置仍众说纷纭，更增加了其神秘感。
在现代生理学背景下，命门的位置和功能有了新的解读。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命门与脊椎附近的组织特别是肾上腺的关系得到了广泛认可。肾上腺这一特殊的内分泌组织，拥有类似命门的功能。其位置在两肾之上缘，而非传统的右肾或两肾之间。这一发现为解决命门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命门包含着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火强则水弱，水强则火弱。这与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的功能颇为相似。这种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展现了命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命门被视为生命的动力源和主宰，与肾上腺在生理上的作用有着紧密的联系。肾上腺分泌的醣固醇等物质，能刺激身体对能量的利用，为生命提供动力。一旦肾上腺功能衰退或失衡，可能导致身体的各种机能衰退，甚至影响到性能力。
张介宾，明代著名医学家，对命门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温补学说，在中医界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对命门的理解，融合了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生理学的研究，为命门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古人对命门的理解受限于当时的解剖知识，但他们通过内视法发现了两肾之间的生命之门器官的存在。张介宾的学说，为这一古老的命题注入了新的思考。
在现代医学的推动下，命门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的肾上腺分泌功能衰退现象表明，某些中药对命门的调节作用显著。这为中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命门学说是一个融合了古今智慧的中医理论。在现代生理学背景下，命门与肾上腺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解读。尽管仍存在争议，但命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张介宾等医学家的研究为这一古老的命题注入了新的思考，展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古老的中国医学界，有一个被人们尊称为张熟地的人，他的名字是景岳。这位医术高超的医师，深受定西侯的幕僚张寿峰的影响，从小便沉浸在医理的熏陶之中。他在北京的学习生涯中，师从名医金梦石，并以扶元气为主，尽得其传。张景岳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对功名有着深深的向往，曾游历各地，从军数载，但未能如愿以偿。在目睹家庭艰辛和亲人老去后，他放下了功名之心，转而专注于医学，将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投入到这片广阔的医学天地中。他的声名逐渐远播，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医术精湛，堪比河间东垣。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受到丹溪的深刻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临床经验的积累，他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阴阳二气相互依存，不偏不倚才能形成和谐的气场，促进生命的生成和发展。他在《大宝论》中的论述，反辩丹溪学说，塑造了他本人的温补学说的中心思想。
张景岳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通过自然现象来阐述阴阳之理。他提出的“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的观点，强调了阴阳平衡的重要性。他在反驳丹溪阴常不足的思想时，一直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
张景岳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的理论创新，更在于他的实践应用。他创造了右归丸这一方剂，这一方剂源于薛立斋的思想，但在张景岳手中发扬光大。他认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的茯苓泽泻等渗利之味在滋阴时不宜利水，因此他改进了方剂，创造了右归丸。右归丸的功效确实比八味丸更好，这是因为附子的加入加速了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使得药物更容易被吸收入人体。
虽然张景岳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有着突破性的思想，并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但其他的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是远不如张景岳的。左归丸和右归丸的创立原因和功效差异，体现了张景岳对人体阴阳平衡的独特理解和卓越医术。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景岳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他的医术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故事和成就，展示了中国医学的博大精深和医师们的辛勤付出。他的医术和贡献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医学的辉煌历史中。李中梓，一代儒医学士，生于明代华亭，即今天的江苏省松江县。他生于公元1588年至1655年间，天资聪慧，十二岁便荣获童子试第一名。他自幼体弱多病，因此无心于科举功名，转而专注于医学研究。
不同于其他医者，李中梓未曾拜师，而是依靠自学深入研究医学。他深入领悟了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将所学心得应用于临床，获得了显著的疗效，因而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四大名医中声誉最隆的一位。
李中梓的医学观点主张融合各家之长，不偏不倚。他认为四大名医之所以各自成为一家之言，并非因为见解有偏，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阐发、补充了前人的不足之处。他对四大名家的评论，纠正了后世医者的学习方向和态度，成为不可多得的论说之文。
在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的理论中，李中梓特别强调了张仲景与刘守真在冬季伤寒与春夏温热病症方面的贡献。他也肯定并详细阐述了李东垣关于内伤与外感之辨的理论以及朱丹溪关于阴虚发热的见解。然而他也指出，学医者若过于偏执某一家之论则易入歧途。如不善学者师仲景则峻重，师守真则苦寒等。因此他强调医者需全面理解四大家的理论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李中梓提出了以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他认为人之根本有二：一是先天之本即肾；二是后天之本即脾。婴儿形成之前先有肾，因此肾为先天之本。这一观点强调了了解人体根本的重要性对于医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良医必须了解人体之根本以能够治病时把握要领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李中梓对肾的认识不仅揭示了人体的奥秘也为后世医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医学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医宗必读中的理论强调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这两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刻起，食物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正如兵家之饷道，食物是维持生命的根本。一旦粮食断绝，人便无法生存。胃气若败，则百药难施。我们的身体依赖于食物的滋养，食物入胃，经过消化分解，生成气血，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脾被称为后天之本。
在治疗方面，李氏提出了独特的治疗观点，即治先天又治后天，同时强调“治未病”。针对先天的肾虚和后天脾虚的治疗，李氏主张根据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饮食劳倦导致的疾病，枳术丸和补中益气汤是常用的治疗方法。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基于东垣的补土学说和张献可的命门学说的结合。
李氏的这种治疗观点也体现在他对温补学派的贡献上。他认为人体的水火即阴阳、气血是相互依存的，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他主张在温补的同时要注重滋阴，因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关键。后世将李氏的温补观点归为温补学派，但实际上这个学派的成员并无师承关系。
关于补脾与补肾的鉴别，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源于东垣学说，认为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都依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而温补学派则强调人体的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主张补肾的治疗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式都是基于对人体生理机能的深入理解。
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如何判断患者是需要补脾还是补肾的治疗方式呢？这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来判断。对于脾虚寒的患者，主要表现为肠胃机能衰退的现象；而对于肾阳虚的患者，主要表现为四肢厥冷、怕寒、腰酸背痛等症状。在诊断上，除了依据一般的症状和脉象外，舌诊也是一种准确简便的方法。脾虚患者舌色淡白，形胖大湿；而肾虚患者虽然舌色相似，但多无苔的显示，舌形较瘦而略干。
医宗必读的理论强调了肾和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独特的治疗观点。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来判断是补脾还是补肾的治疗方式。温补学派的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从舌形的胖瘦干湿程度，可以洞察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盈亏状况；从舌苔颜色的深浅，可以了解病者的机能状态。这种观察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脉诊更为简洁且准确。更为重要的是，舌苔的变化能够为治疗提供宝贵的参考，尤其在决定是否需要加入升阳或解表药物时。
谈及薛立斋的治疗策略，虽然其采用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方式，展现了一定的治疗思路，但也反映出其对温补治疗的差异尚未有深入掌握。若真懂其中的差别，便无需在同一天内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温补药剂。
在近代温补名家之中，谭述渠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作为香港名医，他来自广东新会，家族世代行医，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医学背景。除了医术高超，他还以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为己任。针对当时关于中医存废的争论，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维护中医的尊严。尤其是在立法院会议通过成立国立中国医药学院及研究所后，他更是为此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展开激烈争辩。尽管法案最终部分被冻结，但他对中医的热情已然载入史册。
谭述渠的医术源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擅长使用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药物，用量之大常以两计。他尤其擅长使用真武汤，加减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尽管他所用的附子经过特殊泡制，但其用量之大胆仍非常罕见。在某次东洋医学会议中，他提出的关于使用真武汤重加泡附子治疗高血压的论文震惊了整个汉医学界。他与妻子在星马等地的医疗旅行中，亦以温热性方剂为主，取得了显著的疗效，从而引发了他对地理医学的一些独特见解。
除了谭述渠外，李政育亦是当前善用附子等温补药物的知名医师。他是台北嘉义县人，早年对医学并无太多兴趣，但在学习新闻学系后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叔叔的教导下学习骨科，后自行开业。受到内经素问“肾主骨”的思想启发，他领悟到骨科折伤应以补肾为主，因此喜用温补药物。他的用药主张与运气医学相结合，特别在治疗现代人因晚睡等原因导致的肝肾阳虚方面，使用八味丸、右归丸等温补之剂效果显著。在年轻一代医师中，李政育自成一格，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