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铜钟的世界之最(百年考古成就辉煌)
【特别关注·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古学诞生100周年】
作者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1921年，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的发掘，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中国现古学的百年历程。从仰韶遗址的科学发掘开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光辉的道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艰苦探索，不懈努力，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现在，让我们简要回顾百年来考古学揭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世界贡献。
一、探索中华大地人类起源，科学回答“我从哪里来”
考古发现将中华大地的古人类活动推至距今200万年的遥远时代。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陕西蓝田上陈遗址、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以及云南元谋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这些发现证明，中华大地确实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
不仅如此，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看到了距今50万年前的古人类生活场景。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人类居住痕迹、制作石器的场所、食用动物的遗迹，以及用火的痕迹，都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面貌。
关于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6至3万年的时期内，中国北方和南方都有古人类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都沿袭了本土的文化传统。也有少量外来人群进入中国西北地区，但并没有对原有人群和文化传统造成取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则进一步证实，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确实是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等。
二、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中国考古学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力开展，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通过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发现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各地区相继出现了社会分化和显贵家族。在河南中部和甘肃中部的巨型聚落中，高等级建筑的出现初具文明社会样貌。这些成果勾勒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轮廓。
中国考古学在百年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同时也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考古学能够继续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辽宁西部的牛河梁遗址群，我们发现了一片庞大的平台，占地数万平方米，用石块精心砌筑。周边分布着奇异的建筑，出土了泥塑的女性雕像以及龙、熊、猛禽的塑像。附近的山头上，石砌的圆形祭坛和大型墓葬引人注目，墓葬内埋藏着玉龙、玉鸟、玉龟、玉人以及玉璧等珍贵的玉器。这些发现揭示了一个古老的文明，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在龙的信仰和玉为贵重的理念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识为我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基因。
在遥远的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还处于雏形阶段，各地文明化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差异。由于自然环境和生业基础的不同，各个区域的文明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则主要种植粟和黍。尽管各地区特色各异，但它们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共同孕育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比如对玉的热爱，从距今8000年的以玉为美到距今五千多年的以玉为贵，再到后来的以玉藏礼、以玉为瑞的观念，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龙的信仰、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时期，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内部变化等原因，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辽河流域等区域的文明逐渐衰落。中原地区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这里的人们注重生产发展，注重通过礼仪制度维持集团内部的等级秩序，并通过结盟等形式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道路，其粟黍稻麦豆五谷种植体系使中原地区得以持续发展。与此中原地区对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广泛吸收，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
在距今约四千三百年的时期，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明逐渐衰落。与此相反，黄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却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这里出现了大规模的陶寺遗址，城内兴建了最早的宫城和观象台。墓地中出现了贫富贵贱分化悬殊的现象，形成了拥有事权力与社会管理权的王者及显赫家族，标志着早期国家的形成和邦国文明社会的出现。陶寺城址的地理位置和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尧的分布范围和年代相吻合，被认为是尧的都城平阳的可能性极高。
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中，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通过广结盟友的策略不断发展壮大。在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发现的宴饮场所很可能是禹会诸侯与涂山盟誓的场所。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都城布局、宫室格局以及青铜和玉石礼器等规制。这些规制被后来的商、周乃至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夏王朝后期至商王朝时期，中原王朝的礼仪玉器向周围广大地区辐射，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影响圈。这一历程展示了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丰富内涵。商王朝时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方国关系复杂多变，时而亲近时而疏远。商王朝的礼乐制度和先进的冶金技术却广泛传播至周边地区，催生出如广汉三星堆等各具特色但又与商王朝紧密相连的方国文明。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周王通过分封制将重臣和至亲分封各地，建立起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成为保卫西周王朝的屏障，进一步巩固了中原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在中国百年考古学的历程中，特别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工程不仅将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推前至距今5000多年，还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变为可信的历史。通过追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这一工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场景，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证据。
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辉煌。例如，彩陶文化被证实为本土起源，早于欧亚大陆的彩陶出现。中华史前先民的发明创造也令人瞩目。早在距今约一万三千年前，制陶术、栽培稻粟黍等农业技术、琢玉技术、彩陶和特殊符号的出现等都已经出现。这些发明和发现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而且为我们揭示了中华史前文化的辉煌。
具体来说，距今约一万三千年前后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等遗址出土的陶器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发明比被认为是文明最早的西亚地区早了四千多年。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而中华大地是最早的稻、粟、黍的栽培地。这些作物的栽培技术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向周边地区传播，对当地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九千年前出现的琢玉技术体现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和技术进步的结合。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等遗址中发现的玉制装饰品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时代的发展，骨笛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的出现、家猪的驯化、酒的发明等都体现了中华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独木舟的制作、髹漆技术的发明、中草药的利用以及麻制品和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也都反映了中华史前文化的辉煌。
这些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史前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辉煌成就。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也让我们更加自豪和自信地面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在距今约六千年前，轮轴技术开始被用于加工玉器，标志着人类对玉石工艺的精湛掌握。黄河下游地区，更早在距今七千年以前，便出现了用旋转修整陶器口沿的技术，使陶器逐渐趋向规整与精致。到了距今约五千年，快轮制作陶器技术的出现，更是将陶器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距今四千三百年前黄河下游地区的制陶技术达到了巅峰，其杰出代表——蛋壳陶黑陶杯，器壁最薄处仅有0.3毫米。
与此犁耕作为一种重要的农业技术也在史前时期得到了发明。在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装在木制犁具上的石犁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良渚文化遗址中石犁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表明牛拉犁的耕作方式已在长江下游普及。煤炭的应用也在新疆尼勒克县的一个遗址中被发现，该遗址距今约三千五百年左右，发现了制作铜器遗留下来的煤块和煤渣，将我国古代使用煤的历史大大提前。
史前先民们的宇宙观和天文知识同样令人惊叹。在属于上山文化晚期的浙江乌镇桥头遗址，人们发现了太阳纹的陶器图案，表明先民已对太阳产生崇拜。在河南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龙的形象和北斗七星图案的陶罐，暗示了人们对星辰的熟悉与崇敬。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华文明的发明创造更是层出不穷。铜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在夏商周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到了商代晚期更是达到了巅峰。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铜人像和神树反映了古蜀文明的独特发展与创新。冶铁术的引入和创新、瓷器的发明、精湛的漆器制作技术以及两千多年前中医的发达，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彩与繁荣。
从玉器的轮轴加工到煤炭的应用，从观测天象到瓷器的发明，从冶铁术的引入到漆器制作技术的进步，都反映了史前及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在科技与文化方面的卓越成就。这些发明与创造不仅展示了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墓主人遗体保存得相当完好，其皮肤在出土时仍保有弹性。这反映了当时卓越的防腐技术。更令人瞩目的是，墓中出土了十种帛医书和两百支竹木简医书，这些都是已经失传的珍贵医籍。而在四川成都的老山3号汉墓中，发掘出了九百多根竹简和五十多枚木牍，内容涵盖内科、外科、五科、皮肤科、妇科以及兽医医书，据推测，这可能是失传已久的扁鹊医书的重现。更惊人的是，墓中还发现了一件通体髹漆的木人像，其身上用红或白色线条描绘出人体经络和穴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人体医学模型，充分证明西汉早期的中医针灸学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古代的丝绸织造技术也展现了人类的智慧。在春秋战国时代，丝绸制造技术得到了显著的进步。在长江中游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多种丝绸制品，如纱绢、锦、缟、缣、罗等。而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成都老山4号汉墓中，也有大量丝织品和前所未有的蜀锦提花机模型出土，这些都展示了当时的丝绸织造技术的高超水平。
回溯历史，我们看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布局体现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原则，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宫殿格局的先河。夏王朝创造的礼器制度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商周王朝所继承。商王朝的青铜容器制作技术达到了顶峰，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各地的方国接受其礼器及铜器制作技术，逐渐处于王国文明的核心地位。
到了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制度下，各地诸侯国的都城和墓葬反映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礼制在西周时期日趋成熟，周王朝对各地的统治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强。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地诸侯国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社会局面。秦始皇陵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展示了统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
西汉时期，首都长安城的发掘揭示了其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的地位。各地发现的西汉诸侯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例如，海昏侯刘贺墓的出土随葬品之丰富，展现了西汉王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一些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来自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玻璃器、宝石等，反映了汉代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密切文化交流。
古代的文明成就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智慧和技艺，也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影响。在中国历史的广阔舞台上，从战国到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如同璀璨的星辰，散落在荆门郭店、云梦睡虎地、临沂银雀山、长沙走马楼以及南昌海昏侯墓等数十地出土的竹简木牍之中。这些珍贵的文物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丰富细节，填补了传世历史文献的诸多空白。
河北磁县的曹魏首都邺城的发掘，让我们领略到了古代都城布局新的制度之美。而曹操墓的发掘，更是展现了曹操生前极力倡导的薄葬习俗。这些发现，如同一扇扇历史之窗，让我们窥见古人的智慧与风采。
北魏平城大同和河南洛阳的北魏都城，见证了拓跋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出发，辗转迁徙，大力吸收汉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洛阳城宫城的中轴线上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宫城门三出阙的形制，为后来的王朝宫城布局所承袭，一直延续到北京的明清紫禁城，展现了鲜卑族融入的过程，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缩影。
虽然隋王朝只存续了短短的数十年，但其留下的印记却深刻而持久。大兴城（唐代改长安城）的兴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为唐王朝的兴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础。唐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古代城市，充分展现了唐王朝的强盛。来自各国各地的人士在唐朝工作、经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
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寺院和石窟寺，如洛阳白马寺、唐代法门寺、敦煌石窟等，体现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并以最快速度实现本土化，与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里长城的修筑，则体现了中华先民以防御为主、互通有无、热爱和平的特点。
通过对辽、金、元朝的都城和贵族墓葬的发掘，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反映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中，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