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系 两千年封建专制根在商鞅变法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解读其根与魂
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其特性与根源究竟何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给出了精辟的解读：这一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强调个人领导的强势地位，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
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一大特征，便是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思想基础，确立其绝对主流地位，强迫全民接受，排斥其他思想。自从西汉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笔者认为，真正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起主导作用的，是秦王朝时期的法家思想。
权威的个人领导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二大特征，是一个最具权威的人主宰国家，他的见识和能力决定国家的一切。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其他封建君主，他们的权威都来自于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实行人治。
庞大的官僚体系
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三大特征，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这个官僚体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控制和统治整个社会。
制度的根源：秦朝与法家思想
那么，这种制度的根源何在？读过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后，我们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源于秦国的历代君王及其大臣。法家的主导地位在秦朝创立和建立的过程中形成。法家所讲的“法”与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截然不同。现代的“法”强调依法规范人的行为，治理国家和社会；而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
理解中国的制度：从法家思想入手
要理解中国的制度，我们必须了解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在秦朝。尽管后来中国的历史经历了许多变化，但秦朝确立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一直得以保留。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我们必须从法家思想入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影响。秦朝统一中国的征程中，硝烟弥漫，战火连天，伴随的是重重的赋税，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法家的“强国”理念。在这一进程中，“富民”似乎并未与战争和重税紧密相连，反而更像是走向了“弱民”的方向。
深入了解法家的思想精髓，我们会发现他们确实主张“弱民”，因为只有这样，专制统治才能稳固。民众贫穷且无知，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掌控国家的命运。历史上那些备受赞誉的辉煌时代，往往呈现的是国家强盛而民众困顿的态势。秦朝的崛起，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吗？
从经济层面来看，法家思想中的“以国为本”理念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上。秦王朝时期，国家主要通过税收和苛捐杂税来调控经济，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并不明显。在《大秦帝国》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因经济控制力相对较弱而被秦国吞并。而秦国因其强大的经济控制力，成功兼并了其他六国，一统天下。对于秦的统一，很多人持赞赏态度。毕竟，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秦朝的统治时间尚短，尚未解决如何有效掌控经济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西汉时期得到了探索与解答。在汉昭帝时代的一次重大会议上，反对盐铁专卖的呼声高涨，要求废除国家对经济的某些干预措施。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就是要求实行“国退民进”的自由放任政策。桑弘羊认为这些政策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手段，必须坚持并加强。此后，桑弘羊的统治思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在经济政策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直接经营那些既关乎国计民生又能获取暴利的行业，如盐铁专卖；二是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与压榨。在封建社会里，尽管主要的经济活动仍由私人主导，但通过各种手段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国家的资金，并用政治力量压制可能威胁封建专制的经济活动。
法家的国家主义代表了统治者的意志，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尽管秦之后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的地位不如儒家的圣贤崇高，但他们的思想在实践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大秦帝国》中，秦国在法家思想的引领下统一中国的历史被高度赞扬。从历史角度看，法家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正是法家的思想和制度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和诸多弊病。
那么，为何历代推崇秦朝的制度、骨子里崇尚法家思想的同时还要披上“儒表”的外衣呢？这是因为法家主张的“霸道”过于赤裸裸，不利于统治的稳定。而儒家倡导的“王道”和道德观念听起来更为悦耳，更有利于维护统治。西汉以后虽“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为了用儒家的道德外衣来掩盖法家的实质。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儒”，拥有绝对权威来解释权。而真正的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往往遭到扭曲和压制。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作用在于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欺骗人民和打击不同政见者。
在古老的帝国中，法家智慧悄然传承。其核心教导君主如何利用“权、势、术”来驾驭民众，实现统治。封建专制的实质便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不应否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大秦帝国》所展现的，秦国的统一离不开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英明君主与商鞅这样的贤相。而那些曾经富饶强大的六国，因昏君庸相而走向衰败。历史的光明时期，总是伴随着如汉武帝、唐太宗等英明君主的身影；黑暗时期则往往与昏君的统治息息相关。人们常说“英雄创造历史”。
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下，君主的优劣往往取决于遗传基因。遗传无法复制明君的智慧。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明君与昏君的交替。从《大秦帝国》中可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虽有明有昏，但明君居多。他们推动历史进步的力度远超昏君阻碍的力量，最终促成秦国的统一。试想，若秦国历代均为明君，那统一中国的步伐或许更加迅速。但若无后继明君，中国历史又将何去何从？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决定了历史的乱治更迭。当一国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这无疑是一场悲剧。
即便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也难逃缺点与错误的缠绕。当君主英明时，他能推动历史前行；但当他犯错时，可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秦始皇统一中国，成就伟业，但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失误，造成了秦朝的迅速灭亡，给人民带来了数十年的战乱。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只看重其辉煌的一面，而忽视其错误与缺陷。
明君犯错，其后果可能比昏君更为严重。明君因过去的辉煌成就，容易成为别人绝对迷信和僵化的对象，形成神一般的绝对权威。一旦决策失误，众人只能盲目跟随，即使有清醒的声音也会被淹没。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有人意识到问题，也难以抵抗。在明君的领导下，人民可能一心一意地做好事，也可能一心一意地做坏事，这是最可怕的。秦朝的灭亡，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秦朝臣子的悲剧。他们因支持暴政而兴起，最终却被暴政所消灭。
“君临天下”的决定性地位，使人民渴望明君贤相的出现。这成为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这也造成了人民对政治的疏离和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专制之下，必然产生愚民。因为专制者需要用各种手段制造一批又一批的愚民作为其社会基础。对于那些不愚的人，专制者会想方设法地消灭他们。现在，有人为秦始皇的某些行为辩护，甚至《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持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有独立意识的人，而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的人。任何一个都会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不服从皇帝，还可能煽动民众反抗。为秦始皇的专制行为辩护，说到底是对专制的崇拜。我不能接受的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和专制者。
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国家机器运转有序，在君民之间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即使是如秦始皇这般英明神武的君王，也无法独揽天下所有事务。封建专制体系下，君与民之间的桥梁是一座庞大的官僚体系，犹如金字塔般稳固地支撑着整个统治结构。这一体系在秦国的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秦国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崭露头角。《大秦帝国》的辉煌篇章，便是对此官僚体系的生动展现。
源于网络的图片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在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官僚体系自上而下实行垂直领导，这是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字塔中的每一位官员都是最高统治者实现意志和决策的工具，强调的是绝对服从。秦国作为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其一切行动皆以战争为中心，这种体系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后来的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彻底贯彻意志，这种体制最为高效。现代民主社会与封建专制截然不同，它强调权力的制衡，因此官僚体制采用垂直与扁平并存的模式，既保证统一，又鼓励分权。
要理解这种官僚体系的运行与效率，我们必须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所述，这些官员与常人无异，都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尽管他们高唱为民的赞歌，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们的真实动机无非是追求个人的升迁与享受。职务和权力决定他们的待遇，因此晋升成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描述官员为经济人并无贬义，追求个人利益也是中性行为。关键在于不同的政治机制下，这些官员的行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民主制度下，官员需要通过为社会做好事来赢得选票，因此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产生冲突。当君主的行为推动历史前进时，官僚体系便能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当君主阻碍历史进步时，官僚体系则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从封建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个官僚体系还存在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官僚体系既是皇帝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可能是阻碍信息传递的“肠梗阻”。在这个信息本就不对称的世界里，官僚体系既可以改善信息流通，也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明智的君主若能善于听取意见，官僚体系便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明智决策。皇帝的偏好往往会导致信息传递的扭曲甚至捏造，误导决策。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祥瑞”之说便是例证。《大秦帝国》中描述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下面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而传递的假信息。
官僚体系在执行皇帝的旨意时，必然会掌握一定的权力。这些官员可能借皇帝之名谋取私利，为非作歹。秦始皇去世后，赵高、李斯假造圣旨便是他们为了争夺权力而实施的阴谋。历史上，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借助官僚体系的权力，操控皇帝的情况时有发生。赵高作为宦官，他的夺权行为便是宦官集团作用的结果。李斯只是被赵高利用的工具。当官僚体系的权力膨胀到无法控制时，就会损害皇帝的利益。在明君如秦始皇的统治下，这个问题尚不明显；但当遇到昏君如秦二世时，这个问题就十分突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官僚体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非作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收租”和“寻租”，这也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根源。
在每一位新皇的建立时期，官员们尚未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他们仍充满热情并努力工作，整个官僚体系也高效运转。正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官僚体系所展现的那样。一旦皇帝稳固掌权，部分官员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早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制度是他们利益之所在。这种固守往往会成为前进或改革的阻力，甚至成为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改革的失败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官僚体系身上。官僚体系因从现有制度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成为了维护这个体系的最强力量，同时也成为了任何改革路障。这也是为何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皇权专制制度能够持续两千多年的原因之一。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多年，坚如磐石。虽然理论上说，封建专制结束了，但实际上它的阴影仍然徘徊不去，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历次革命，虽然名义上是要建立民主中国，但实际上却重复了封建中国的老路。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念，就明显重复了封建专制的三个特征：意识形态领先、由党构成的官僚体制、以及像皇帝一样的领袖。尽管蒋介石声称自己是民主中国，但实质上仍然是专制中国。蒋式政权不过是封建专制在中国的延续。
那么，如何消除这种封建专制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此，我推荐大家阅读《大秦帝国》。我们并非要重温秦始皇的辉煌，而是要冷静地认识中国社会，理解并剪除精神上的那条“小辫子”。
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们，像一座坚固的堡垒，维护着旧有的制度和秩序。他们的利益与现有制度紧密相连，因此往往会成为改革的阻碍。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制度，更是根深蒂固，阴魂不散。我们需要从《大秦帝国》这段历史中汲取智慧，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本质和危害，寻找消除它的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历史进步和发展，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