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
继河间与丹溪之学广泛传播之后，医学界在用药方面逐渐偏向苦寒，这往往导致脾胃损伤，真阳受损，并形成了新的寒凉弊端。在此背景下，以薛己为首的医家群体开始在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深入肾与命门的病机。他们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研究脏腑虚损的病理机制及治疗方法，建立了一种以温养补虚为特色的临床治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重要性。他们在辨证施治方面，既立足先天，又兼顾后天，善于使用甘温之药。这种学派被称为“温补学派”。
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等杰出人物。为了解决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等问题，温补学派创造了许多方剂，如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这些方剂中常使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温热性药物，与滋阴药配合使用，既抵消了滋阴药的寒凉，又增强了患者的新陈代谢，对虚弱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是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他生于明朝，自幼继承家传医术。初为疡医，后以内科闻名，曾在宫中为皇帝治病，并有机会阅读大量医学典籍。他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继承李东垣的补土学派，注重脾胃的升降失常；另一个是继承滋阴学派，重视肾与命门学说。他将两者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温补学派体系。
薛己认为，脾胃为气血之本，阳气虚弱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他还强调饮食自伤和医者的误诊可能导致清气下陷、浊气不降。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用补中益气的方法升清阳、降浊气。他还将这一理念应用于血症的治疗中，反对乱用凉血止血药物，而主张用甘温之剂调理脾胃，使气血归经。
另一位对薛己影响颇深的是名医戴元礼。薛己将滋阴之法与王太仆的意见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临床治疗体系。他提出察无火当用八味丸、无水当用六味丸等治疗原则。左尺脉虚弱者宜用六味丸滋阴补肾；右尺脉沈迟者宜用八味丸温补肾命之火；两尺微弱者则当用十补丸阴阳并补。
温补学派在医学界占据重要地位。其治疗理念和方法独特且效果显著，为后世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薛己等医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和创新，为病人带来福音。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薛氏在临床治疗上的主张，是对张丹溪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进行深化和发展，巧妙地结合了肾与命门的关系。
一方面，薛氏坚守滋阴补肾的原则；另一方面，他又独创性地引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从而使得滋阴派的学术得以更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正因为这样的贡献，薛己在温补学派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命门学说的创立者——赵献可，字养癸，是明代鄞县人。他对医学有精深的研究，尤其继承并发展了薛己的学术。赵献可的治病以补火为主，而他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创立了命门学说，成为温补学派中一股重要力量。
关于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我们可以从丹溪创立滋阴学说时开始。丹溪虽然指出了相火为人身的动力来源，但在运用相火概念时，更多地关注其煎熬真阴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作为生命动力的方面。经过薛氏的实践，命门学说与滋阴学说的结合逐渐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临床实践中，通过交替运用六味丸和八味丸，薛氏解决了滋阴过程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引入了疏泄观念，使得水分能够充分被身体吸收；二是考虑到温度对人体的影响，对于虚寒体质的人，通过加入适当的温热性药物来实现真正的滋阴效果。
赵献可的生命门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命门的重要性。他认为火是生命的根本，命门之火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存亡。他将命门之火涵于肾水之中，强调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在治疗上，他反对泻火，主张补水以配火或水中补火的方法。基于赵献可对命门学说的重视和实践验证的有效，他提出了对命门的独特理解，认为命门的位置在两肾之间，而不是传统的左肾右命门的观念。这一观点虽在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但赵氏的理论假说无疑为后世医学提供了宝贵的思考。
薛己和赵献可等医家在临床实践中的和创新，推动了温补学派的发展，丰富了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治病救人上，更在于为中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考。命门之学：历史、现代与中医理论的交融
回溯经典古籍，如《难经》所揭示的，命门乃精神之舍，原气之系。这一理念在中医学说中源远流长，自古有左血右气之说。孙氏观点认为难经所言右肾即命门所在，元气蕴藏其中。而在《素问》中，“七节之傍有小心”注解，涉及脊椎与肾的位置关系，其中蕴含的深奥哲理让人深思。历经漫长的辩论与争议，命门的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未被准确界定，这也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在现代生理学解剖之下，命门的位置似乎被指向了右肾或两肾之间的脊椎区域。肾上腺这一特殊的内分泌组织的存在，却让人联想到命门的实际位置可能是在两肾之上缘。命门被赋予水火相济的特性，这种矛盾现象在肾上腺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的分泌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呼应。它们时而协同作用，时而相互抑制，如同水火既相互克制又相互融合。
命门被视为生命的根本与主宰。当命门之火旺盛时，生机随之壮大；火衰则生机减弱；火灭则生命终止。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的作用，如刺激肝脏醣质的新生、调节蛋白质的合成与异化等，都是为了供应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一旦肾上腺功能异常，可能导致新陈代谢失常，影响性能力。命门与肾上腺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
回顾历史，张介宾，明代医学家，对命门学说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学说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得命门学说的应用更加广泛。近年来，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的治疗中，发现补充命门火衰的中药有明显的疗效，这也为命门学说的现代应用提供了实证。
古人的生理解剖智识与现代存在差距。古人在内视法的观察能力上极强，能透过身体感受去发现人体内的奥秘。但在具体位置和真实功能上，古人只能通过猜测来接近真相。临床治疗虽有用，但在实际位置上仍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命门学说的研究与应用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课题。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生理学研究的参考。尽管存在争议和神秘感，但其在临床治疗中的有效性不容忽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揭开命门的真实面纱。张景岳被誉为“张熟地”，其医术高超，声名远扬。他的医学造诣深受家庭熏陶，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的幕僚，精通医理。自幼跟随父亲在京师学习，拜名医金梦石为师，学习扶元气之术。张景岳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壮年时期热衷于谈论兵法、击剑，对功名充满向往，曾从军游历各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目睹家中亲人因供养他而操劳过度，逐渐消磨了对功名的执着追求。最终，他决定回归医途，将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声名逐渐显赫。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受丹溪影响，但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他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提出了阴阳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观点，认为阴阳二气不偏不倚则气和而生物，一旦偏颇则气乖而有害。他在大宝论中反辩丹溪之说时，阐述了他本人的温补学说中心思想。他认为形气相依存，阳化气阴成形，阴阳相互转化。他也强调了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指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的观点。这些思想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理论。
张景岳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创新，创造出了许多方剂。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右归丸。他认为传统的八味丸和六味丸虽然具有滋补功效，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右归丸的功效比八味丸更为显著。右归丸中加入了肉桂附子等温补性药物，能够加速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使药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附子的特性是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能够带动药物在体内的运行，从而提高药效。左归丸虽然具有滋补功效但缺少了附子的配伍使得其功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除了右归丸之外张景岳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还有许多突破性的思想。其他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虽然也有所贡献但他们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并无太多创新之处与张景岳的成就相比略逊一筹。张景岳的医术和思想不仅在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世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李中梓，一代儒医学士，字士材，号念莪，生于公元1588年至1655年间，是明朝华亭人（今江苏省松江县）。他天资聪颖，十二岁便荣获童子试第一名。因自幼体弱多病，他无心于功名利禄，转而专注于医学研究。他未曾拜师，仅凭自学，深入研究并深刻理解了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在临床实践中，李中梓将所学知识与自身心得相结合，疗效显著，声名逐渐远扬，成为上海四大名医中声誉最隆的一位。他的医学观点主张淹通各家之长，不偏不倚。他认为医学家之所以各自持不同的理论而自成一家，并非因为见解有偏而立论有异，而是因为各自都有所阐发，补充了前人的不足。
李中梓尤其对四大名家的评论极为中肯，他深入分析了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理论及实践，并指出他们各自补充了前人的未备之处，成为各家学说之精华。不善学者若过于偏执某一家之学，便会陷入误区。例如，过分崇尚张仲景则峻重，过分崇尚刘守真则苦寒，过分崇尚李东垣则升补过度，过分崇尚朱丹溪则清降不足。
李中梓还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他认为人的身体就如同树木一样，肾就是其根。一个优秀的医生应该了解人体的根本，即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在于肾，它是人体呼吸、三焦等生命活动的根源；后天之本在于脾，是人体的营养来源。了解这些根本，医生才能有效地治疗疾病，使诸症迎刃而解。
李中梓的医学理论深受后世医家推崇，他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医学宝库，为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的事迹和学说展示了儒医的治学精神和对医术的执着追求，成为后世的楷模。医宗必读中关于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论述
婴儿初生，依赖食物以滋养身体，一日不食则饥饿，七日不食则生命垂危。经典记载中，食物的供应是保证生命活力的关键，如同战争中粮草的供应对士兵的重要性。胃气旺盛，则生命力旺盛；胃气衰败，则百药难治。个体存在的每一刻都离不开食物提供的能量。食物进入胃中，经过消化，其精华散布于六腑，转化为气血，为人体提供生命力。我们说脾是后天生存的根本。
在医疗实践中，李氏提出了治疗的基本原则，即重视先天与后天之本的调节。他主张根据病情分别采取水火疗法。对于水不足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来滋养水源以制约旺盛的阳气；对于火不足的患者，用八味丸来补充火力以消除阴郁。还有针对饮食和劳累引起的疾病的治疗方案。这种治疗观点是基于东垣的补土学说和张献可的命门学说的结合。
李氏对于温补有着特殊的偏好，他提出了人身之水火即阴阳、气血的论点。他认为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他比喻这就像春夏生长、秋冬凋零的自然规律。在气血和阴阳的调节中，补气在补血之前，补阳在滋阴之上。这并不是说要抑制水而过度强调火，而是因为阴阳平衡的重要性。由于李氏的这种主张偏向于补阳，后世常将其归入温补学派。
关于补脾与补肾的鉴别，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源于东垣学说，认为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都依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当脾胃功能衰退时，元气随之转弱，进而导致肾阳转虚等症状。但在温补学派的观点上，却认为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主宰着人体一切新陈代谢的动力来源。在治疗上补脾不如补肾。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治疗方式，最终归结为李中梓所强调的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论点。
在临床治疗时，对于脾肾两虚的患者，医师需要辨别是应采用补脾的方剂还是补肾的方剂进行治疗。脾虚寒的患者会有肠胃机能衰退的现象，如神疲气弱、泄泻、腹痛等；而肾阳虚的患者则会有四肢厥冷、腰酸背痛、耳鸣心跳等症状。但在实际临床中，由于症状会交替出现，所以在诊断上需要综合运用一般症状、脉象以及舌诊来进行判断。
鉴定病人体内组织内液的方法可以直接通过脉象来判别，但舌诊却更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脾虚患者舌色淡白有苔舌；肾虚患者虽然舌苔颜色相似但多无苔的显示。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治疗。通过对舌苔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到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多寡以及机能的旺衰。舌苔的形态、颜色和干湿程度，为医生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准确的诊断方式。舌苔的变化还能指示出治疗时是否需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
谈及薛立斋的治疗方式，虽然其采用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方法有其特色，但似乎未能充分把握不同治疗方式的细微差异。在同一日之中，使用两种不同的温补之剂，似乎显得复杂。
当我们转向近代温补名家时，谭述渠的名字无疑是最为响亮的。作为香港名医，谭述渠是广东新会人，家学渊源，数世业医。他不仅医术高超，更是以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为己任。在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判的争论中，他积极为中医辩护，虽然当时的法案最终被冻结，但他的热心和贡献已被记录下来，留存于青史之中。
谭述渠的医术源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他用药大胆，对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单味药，用量常以两计。他特别擅长使用真武汤，加减治疗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在日本东洋医学会议中，他提出的关于真武汤重加泡附子治疗高血压的论文震惊了整个汉医学界。
除了谭述渠，还有台北的李政育医生也喜用附子等温补药物。李政育原籍台湾省嘉义县，虽早年对医学兴趣不高，但入政治大学后，开始对中医产生浓厚兴趣。他师从其叔叔学习骨科，后领悟到一切骨科折伤之症应以补肾为主，因此用药喜用温补。他主张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常导致肝肾阳虚，临床上常出现各种肌肉或关节的疼痛，治疗时应强调温补。李政育在年轻一代医师中自成一格，其临床功效相当卓著。
这两位医师都在温补学派的医术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在医术上有所成就，更对中医的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他们的努力，温补学派在现代医学界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