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人灵活就业 真的“灵活”吗
近年来，我国敏捷就业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接近两亿人。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也有企业追求灵活用工的需求，更有部分劳动者对灵活、自由就业模式的向往。这一趋势从张林洲的故事中可见一斑。张林洲这位不愿被束缚在工厂生产线的年轻人，选择了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他并非个案，而是众多选择敏捷就业人群中的一员。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揭示了当前我国敏捷就业市场的繁荣景象。不同于传统的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零工，新业态工种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位列其中。这一现象的兴起，不仅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也为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此零工经济的劳动者们也面临着保障缺失、不稳定性增强和经济风险加大的挑战。
客岁7月，多部委已经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加强对平台零工权益的保护，如强化职业风险保障等。事实上，零工经济已经不再是边缘化的二级市场，而是成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就业方式。这一点从张林洲和赵娜的经历中也能看出。他们选择敏捷就业，而非传统工厂工作，反映了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服务业、特别是平台工作的转移趋势。
专家指出，零工经济的兴起与中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过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大量劳动力流向其他行业，其中服务业特别是平台工作成为他们的新选择。企业的“轻资产化”管理格局也推动了敏捷就业的兴起。企业越来越追求在金融市场中获得高市值，因此倾向于采用弹性劳动关系，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数字化的发展也为兼职机会提供了更多便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更容易找到零工机会，使得劳动力更容易从传统的制造业流向平台工作。这种趋势带来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方式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平衡灵活性与保障、自由与稳定，是零工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推动敏捷就业市场的发展，也需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解决方案。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政策应当鼓励和支持敏捷就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保障措施的落实。在这背后，我们看到传统行业的就业接收能力下降，农民工在乡村难以扎根、对社保重视不足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闻效仪对此表达了担忧。
随着敏捷就业群体的壮大，我们看到一种新型的工作形态正在崛起。根据美团的财报数据，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从2017年的220余万增长至2021年的527万。同样，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也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
那么，平台经济给敏捷就业带来了什么呢？
以平台家政工为例，相较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更为公众所熟知的工种，家政工的工作更为隐蔽，常常在一个家庭内部进行，因此社会可见度较低。例如刘芬，一名70后的平台家政工，她在加入互联网家政中介后，通过短暂培训迅速融入这个角色。尽管她之前没有任何家政经验，但平台的培训和理念帮助她塑造出专业形象，并得到客户的认可。平台的崛起，使得家政工的议价能力得到提升，经济地位有所提高。
互联网平台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的优势，使得一批家政劳动者得以迅速被平台接收。相较于早期互联网主要被经济地位较高的操作者所利用，现在底层劳动力市场也能参与到互联网资本的运作中并从中获益。从某种角度看，互联网家政行业有利于数字鸿沟的弥合。
并非所有敏捷就业都能带来理想的收益。例如游戏零工，尽管他们可能在游戏中找到额外的收入，但常常面临订单不稳定、新人起步难等问题。余莉莉的经历显示，尽管她有一定的技术，但在游戏零工行业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再来看骑手这一群体，他们的职业周期通常只有四个月。站点管理者在用工期内会尽量多派订单。即使是专送骑手，每月也只能休息两天，必须保持上线状态以应对系统的派单需求。这种工作模式导致骑手的个人时间被极度压缩，即使在没有订单的时候也不能休息。新入职的骑手在卵翼期过后将面临订单减少的困境，不得不通过长时间等待来换取单量。这种工作方式真的“敏捷”吗？或许这只是表象罢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灵活就业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
面对这样的就业环境变迁，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敏捷就业背后的种种问题与挑战。如何平衡企业的利益与劳动者的权益？如何确保底层劳动力市场也能从互联网资本中获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张林洲所在的村落，每年的旺季只有三四个月，疫情的影响使得订单量减少，而骑手数量的增加加剧了这一困境，使得他难以在这个季节里挣到理想的收入。失望之下，张林洲常常在使命三四个月后选择离开这个高风险且不稳定的工作。他的经历并非个案，孙萍在对骑手的调研中发现，外卖骑手的工作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黏性劳动”。
从2018年至2020年，北京市专送骑手的比例从32.6%增长至52.8%，部分骑手逐渐变成了固定使命的人。由于运力一直存在缺口，公司希望将这部分工人变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力，因此出现了平台工作的灵活化去灵活化的趋势。骑手完成单量的模式也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赶工游戏”，平台采用累计式计价，单量越多单价越高，通过各种方式激励骑手多干活。
在家政行业，也有类似的困境。刘芬只能接受平台的派单，无法自行决定工作。在忙碌的时候，她一天要接4单，每单之间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从一家赶到另一家，甚至没有时间吃饭。平台还通过GPS定位体系对她们进行管理，规定必须提前10分钟在小区范围内打卡，否则会被罚款。
梁萌认为，传统的家政业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弱契约、弱控制的关系，而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控制。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家政业劳动者还是其他产业中的劳动者，互联网家政业中的劳动者都处于更加被动和被规制的位置。多名学者也提到了平台对零工的加强控制。孙萍认为，平台通过站点、商圈、地区、乡村、大区等一整套机关形式，成立起对骑手的管理系统，并通过算法与骑手互动。平台还把部分控制权转交给了消费者，加重了用户端和骑手端的对立。
对于骑手来说，申诉经常难以得到回应。张林洲遇到了暴雨天气，要求减速，但配送时间并没有增加，导致他超时并且餐品洒了，仍然被罚款。他还苦恼于“以罚代管”的管理形式，站点内的骑手如果总体差评率过高，美团会惩罚站点，这导致站点对骑手加倍惩罚。
闻效仪认为，零工经济并非如宣传的那样“高薪”和“自由”。所谓的“高薪”来自于逃避的社保成本，“自由”也只有“抢单自由”。对于高技术人群来说，敏捷找工作可能让他们两三个月赚够一年的钱，但对于骑手、家政等低技能劳动力来说，必要每周至少任务6天来保证收入，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自由。零工经济的本质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
由于劳动过程的数据可留痕，平台能够更严密地监控劳动过程，劳动者受到的指示和控制也会更多，带来的压迫感也会更强。劳动者也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评价体系曾经是劳动者标注在个人身上的固定资产，需要通过不断的好评来形成个人名声资产的增值。
平台零工作为一种新的复杂的用工状态，相应的研究和规则制定相对滞后。这导致了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模糊、平台权责不一等乱象。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姚艳姣律师看来，必要的庇护自己权利的骑手甚至很难找到用人单元，无法成立有效的劳动联系。外卖平台与大批量配送商正是借此操作在不合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单元的法律义务。
为何会无法认定劳动联系？京城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指出，前端和后端都有相应的规则来处理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前端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后端则在功令裁判的层面面临较为保守的法律态度。目前专送骑手劳动关系的认定比例（认劳率）很低；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配送商的认劳率也仅为约一半左右。这使得骑手在实际用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关于骑手劳动权力保障问题的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用工逐渐成为新的就业形态。这种新型就业方式下，骑手的劳动权力保障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中，法院在处理工伤案件时，开始根据场景严重程度（如人身损害与工业侵害、伤残等级等）来决定是否认定劳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工伤案件的劳动认定率明显高于关于任务报酬或社保纠纷的认定率。这一难题在去年的政策文件中得到了重视和关注。
去年7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保护新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对平台用工状况进行了初步划分，将新业态劳动者分为劳动联系不完全符合、劳动联系较为特殊和民事联系三种类型。根据不同类型，保障程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骑手，各地鼓励平台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对于是否应认定劳动关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孙萍认为，由于社保机制的干扰，为了快速解决痛点问题，可以绕开劳动关系直接讨论社会保障，比如开展职业风险保障试点。而闻效仪则认为，劳动关系就是存在与否的问题，不应因为特殊形态而否认其本质。例如，非全日制用工仍然是劳动关系的一种形式，应当适用最低工资待遇和工伤保险等规定。
回到现实层面，干扰因素仍然存在。姚艳姣指出，根据《指导意见》，外卖行业的专送骑手属于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情形，而众包骑手则大多属于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范围。她认为，尽管理论上可以区分这两类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程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台可能会通过策略手段来规避劳动关系的认定。对于众包骑手等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来说，实际判例中的确存在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情形。但对于一些全职工作的众包劳动者，也应该考虑将其认定为符合劳动关系。《指导意见》虽然提出了对采取外包等其他独立用工方式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相应义务的要求，但目前仍缺乏具体规则和案例来明确平台在何种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以及具体承担哪些义务。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保障骑手的权益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和业界也在寻求解决方案如推动商业保险的普及强化职业风险保障等同时一些学者也建议加强兜底保障使家政工的零工化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保障骑手的合法权益。总之对于骑手劳动权力的保障需要、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出一条符合国情的解决方案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梁萌深知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进程和生育政策的逐渐枯竭，社会对垂暮之年的关怀与尊重已成为了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他看来，公共性已经对此有所体现，亦应在此之上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放眼德国，其体系中专门设有处理垂暮之年相关事宜的机构，为那些需要垂问休息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这种人文关怀的体系构建，不仅反映了德国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关怀，更是其社会制度的一种进步和成熟。
在梁萌的观念里，提升家政业的专业化程度不仅仅是关于职业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对家政劳动的尊重和保障。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更体现在整个社会对于这一职业的认可和赞誉上。家政业者的辛勤劳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他们的工作不应该被忽视和轻视。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职业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梁萌提出，要么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家政劳动的权益和责任，将劳动契约关系清晰化；要么应当兜底保障家政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待遇。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垂暮之年的关怀与尊重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现状，而应该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为此，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引导社会共同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同时推动家政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梁萌的见解深邃而独到，他强调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社会共同关注老年人的权益和需求。他也指出了提升家政业职业化的重要性及其迫切性。这样的思考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启示和思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一问题，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和贡献，更离不开的引导和支持。面对老龄化问题和社会变革的双重挑战，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进步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