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清廉的底气从何而来：年薪高的吓人

包公在开封府担任一把手时，其生活待遇可谓优渥。《职官志》记载，每月享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占半壁江山。还有柴禾二十捆、干草四十捆。冬季还有十五枰木炭的额外供应。更令人羡慕的是，包公每月还能领取一千五百贯的“公使钱”和一百贯的“添支钱”。

包公身为中央要员，还戴着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高贵头衔。在开封任职期间，他享受的是副部级待遇，高级官员的尊荣与特权集于一身。朝廷还无偿划拨给他职务耕地二十顷，允许收租且不需缴纳国税。估算下来，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达二千石。

如此计算，包公的年收入包括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及其他物品。当时物价折算下来，他的年薪超过黄金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克，相当于现在的二千八百多万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比现在效益最好的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老总的年薪还要高。与美国前任总统和新加坡总理的薪酬相比，包公的年薪更是远超其上。公务员的待遇由此可见一斑。

包公时代，官员的工作条件轻松舒适。当时官僚制度区分了“官”、“职”和“差遗”。其中，“官”代表了等级待遇，类似于现代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是薪资的一种标准；“职”则是加官的虚衔；而“差遗”则是实际职务的担当。宋规定官员可配备服务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由国家承担。生日、退休或死亡时，还会照顾官员的亲属或门卫保安顶替职务。宋朝公务员不仅好当，而且入门门槛相对较低。即便多次高考落榜，只要耐心等待，总有机会获得官职。

在如此优厚的待遇下，包公犯得着去收礼受贿吗？显然，这样的待遇使得他维持清廉政治变得相对容易。这种做法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对边界国家的岁币和岁赐的支出导致了的巨大财政赤字，最终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北宋也随之灭亡。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