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
薛己，这位明代杰出的医学家，在医术上的贡献卓越。他在继承和发展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基础上，结合王冰的肾与命门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温补学派。薛己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继承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注重脾胃为气血之本，根据脾胃升降失常的观念，应用于各种病症的治疗；二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结合王太仆的意见，形成独特的滋阴之法。
薛己在临床治疗上，善用温热性的药物，如肉桂、附子等，加入滋阴药中进行治疗，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增强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的疾病治疗增加其治疗功效。他的这种用药方式与滋阴派朱丹溪的用药方式有所不同，因此被称为“温补学派”。
薛己的温补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对名医唐宗海影响甚深。他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也为后人治疗虚弱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的医术和贡献将永载医学史册，为后人所铭记。薛己的温补学派是中医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值得后人深入学习和传承。薛氏在临床治疗上的主张，是对张丹溪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进行深入发展，特别是与肾和命门的关联方面。薛氏不仅保留了滋阴补肾的基本原则，还创新性地引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使得滋阴派的学术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这种融合温补学派的贡献中，薛氏的角色不容忽视。
赵献可，作为命门学说的创立者，是明朝鄞县人，他精通医学，其学术主要继承自薛己。赵氏治病以补火为主，他对薛己的医术有着深厚的继承和发展。薛己在治病过程中，虽然多用滋阴之术，但并不拘泥于丹溪的寒凝之剂，而是主张温化命门。这种医术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因此赵献可继承并特别重视命门研究，创立了命门学说，成为温补学派中的重要理论。
关于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丹溪在创立滋阴学说时，已指出相火为人身的动力来源。丹溪未深入研究相火作为生命动力的方面，他所指的相火更多是泛指人身活动机能。薛氏通过运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治疗，显示出命门学说与滋阴学说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之所以成熟，是因为薛氏的方剂中，六味丸具有疏泄作用，而八味丸则具有温补功效，正好解决了临床上的两个难题：一是如何使滋阴药物更好地被身体吸收；二是如何处理身体虚寒对滋阴药物吸收的影响。
赵献可的命门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命门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存在并持续，是因为命门之火的存在。火为阳之体，是生命的根本。命门被称为性命之本。赵氏强调命门之火与肾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为两者永不相离。在治疗时，他强调补水以配火或水中补火的原理，充分证明了命门和肾水之间的温补关系非常重要。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人身之宝，不可随意泻之。他在阐述命门学说时，引用了内经的论点，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命门在两肾之间，是为真君。”这一观点虽然受到一些争议，但赵氏对命门的重视以及其在医学领域的研究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薛氏和赵献可分别在滋阴和命门学说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医学术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命门之秘：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理学的交汇点
自古以来，命门在中医理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据《难经》记载，命门被认为是精神之所在，元气之根源。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医学者对命门的理解逐渐深入，其中孙氏对《难经》的解读更是为我们揭示了命门的神秘面纱。而在现代生理学的发展中，命门的研究更是为医学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挑战。
命门的位置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大部分学者认同命门位于右肾或两肾之间的脊椎区域。现代生理学解剖发现，这个位置附近的器官主要是肾上腺，这个特殊的内分泌组织并没有明确的“命门”功能。实际上，肾上腺的位置在两肾之上缘，而非右肾或两肾之间。
命门包含着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火强则水弱，水强则火弱。这种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中得到了体现。两者在某些器官上协同作用，在另一些器官上则产生相反的效果。这种矛盾的特性就如同水火之两极，相互牵制又相互交融。
命门被视为生命的主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的作用，与命门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相呼应。肾上腺髓质所分泌的醣固醇能够策动体内能源，为身体提供最大的可用能量。一旦肾上腺的分泌功能衰退或异常，会对人体造成严重影响，如影响新陈代谢、导致体力衰退等。《难经》中提到命门与人类的性能力有关。在现代生理学观点下，肾上腺的功能确实会影响到人体的性能力。虽然肾上腺皮质素中有雄性贺尔蒙的分泌，但对性器官及性欲的影响并不大。当涉及到醣固醇及留盐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时，确实会影响到人体的性功能。
由于古人对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识有限，他们无法从解剖角度直接发现肾上腺的位置和真实功能。他们却能通过内视法观察到人体两肾之间存在一个生命之门。这种猜测的方式虽然无法确定具体位置和功能，但在临床治疗上却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肾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现衰退性反应。给予补命门火衰的中药后，其病情得到显著改善。
张介宾作为温补学派的宗师，他对命门的研究更是为后世开辟了新路径。通过对命门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张介宾将中医理论与实际治疗相结合，为无数患者带来了福音。
命门的研究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更是现代生理学的挑战。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和未知，但命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与现代生理学的结合，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命门的奥秘并其在实际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在古老的中国医学界，有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的名字被誉为“张熟地”。这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医术高超，更因为他在治疗时，善于运用熟地这一药材。他的父亲张寿峰，曾是定西侯的幕僚，深谙医理。在张景岳十三岁那年，他便跟随父亲在京师学习，师从名医金梦石。他的医术以扶元气为主，尽得真传。张景岳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早年，他醉心于兵击剑术，对功名抱有极大的向往。他游历四方，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江，数年归来却一事无成。眼见家中亲人因供养他而劳累不堪，他的雄心壮志逐渐消磨殆尽。于是，他决定将一身才华和精力投入到医途中。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在早年受到朱丹溪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临床经验的积累，他对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对意见。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如“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他在《大宝论》中反辩丹溪学说时，塑造了他本人温补学说的中心思想。
张景岳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提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的观点。他在论述中引用自然现象，反斥了丹溪的阴常不足思想。这些观点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使张景岳被誉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
张景岳的成就并非仅仅局限于理论。他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著名的方剂“右归丸”。这一方剂源于他对八味丸的深入理解与改良。他认为八味丸中的茯苓泽泻等具有渗利作用的药材，在滋阴时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他改进了方剂，创造了右归丸。这一方剂因其卓越的功效而广受赞誉。
左归丸与右归丸是张氏温补学派的两大代表性方剂。左归丸以熟地、龟板等纯阴之物为主，虽具滋补之功，但病者吸收似乎不及六味丸。右归丸则因肉桂附子的加入，加速了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使药力更容易被吸收入人体。附子的特性使得右归丸中的药物能够穿透各种阻力，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张景岳不仅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展现出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其他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虽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有所增入，但他们的贡献远不及张景岳。张景岳的智慧和才华使他成为医学界的一颗璀璨明星，他的成就将永载史册。李中梓，一代儒医学士，生于明代华亭，即今天的江苏省松江县。他生于公元1588年至1655年间，天资聪慧，十二岁便荣获童子试第一名。他自幼体弱多病，因此无心于功名利禄，转而专注于医学研究。
李中梓未曾拜过师，全凭自学。他深入研究了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并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临床上实践自己的理论和心得，竟然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因此声名日隆，成为上海四大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人物。
李中梓对医学诸家的评论极为中肯，他主张学习各家之长，不偏不倚。他认为每位医学家能够自成一家之言，并非因为他们的见解有偏，而是因为他们各自阐发了《内经》的精髓，补充了前人的不足。他对四大名家的解读，展现了他深刻的医学见解和宽广的胸襟。
他进一步指出，学医之人若过于偏执于某一家之言，便可能陷入误区。例如，只师承张仲景而过于峻重，或只师承刘完素而过于苦寒，或只师承李东垣而过于升补，或只师承朱震享而过于清降。这种学习态度，犹如侏儒观场，为识者所笑。
李中梓还特别强调了肾的重要性，认为肾是先天之本。他将肾比作人体之根、水之源，强调一个优秀的医生应该了解人体的根本，这样才能在治疗时游刃有余，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
李中梓的医学见解深刻、广泛，他的学习态度值得每一位学医之人借鉴。他不仅对四大名家有深入的了解和中肯的评论，还强调了肾的重要性，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医宗必读中关于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论述
婴儿初生，依赖食物以滋养身体，一日不食则饥饿，七日不食则生命垂危。经典记载“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如同兵家依赖粮道，粮道断绝，士兵立即溃散。胃气一旦受损，百药难以为效。个体的存在，依赖食物之气，食物入胃，经过消化，散布于六腑，调和于五脏，生成气血，这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源，因此说脾是后天之本。
在李氏的治疗观点中，“治先天又根本，则有水火之分”。对于水不足者，采用六味丸以壮水之源，对于火不足者，采用八味丸以益火之主。他还特别强调了饮食劳倦之分，对于饮食伤者以枳术丸为主，对于劳倦伤者以补中益气汤为主。这种治疗观点，实际上是东垣补土学说与明代张献可的命门学说的结合。
李氏对温补有特殊的偏好，他认为人身之水火即阴阳、即气血。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他比喻说，物不伏于阴而生于阳，就像春夏生长、秋冬凋零一样。在气血阴阳的调养中，补气在补血之前，补阳在滋阴之上。这并不是说要抑制水而过于强调火，而是因为阳光与雨露都是生物生长的必要条件，但阴晦之时常少，晴阳之日多。一些医生过于强调滋阴而忽视温补，就如同只知秋冬之气不能生万物一样。
由于李氏的这种主张偏于补阳，后世将其归入温补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在于用药时以补命门相火为主，滋阴为辅。在补火的同时必定要壮水，因此八味丸及右归丸的运用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随着医学的发展，温补学派在明代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关于补脾与补肾的鉴别，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源于东垣学说，认为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都依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但当脾胃功能衰退时，元气随之转弱，导致脾病久久不愈，则肾阳转虚。在温补学派的观点上，则认为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当命门火衰则脾肺心的阳气亦会不足。这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向就是李中梓所强调的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最终目的。
对于临床上的脾肾两虚患者，如何辨别需要采用补脾还是补肾的方剂治疗呢？偏于脾虚寒者会有肠胃机能衰退的现象，如神疲气弱、泄泻、腹痛、喜热喜按等症状；偏于肾阳虚者则会有四肢厥冷、极为怕寒、腰酸背痛等症状。但在实际临床中，由于症状会交替出现，所以鉴别起来会有些困难。
在基本的理论假设上，脾胃属土而喜燥恶湿，补土的目的是增加人体的元气。在补肾方面，要求的是在温补中求滋润。在诊断上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治疗。一般可以通过脉象的滑濇现象来判别体内组织内液的盈亏，但这种方法有时不太准确。反而舌诊最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如脾虚病者舌色淡白有苔舌，形胖大而湿；肾虚病者则多无苔的显示且舌形较瘦略干。根据这些特征就可以决定是采用补脾胃的方法还是补肾的方法进行治疗。从舌形的胖瘦干湿程度和颜色的深浅，中医可以了解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多寡以及机能的旺衰情况。这种鉴定方法相较于脉诊更为简单且准确。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舌苔的变化，医生能够判断是否需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进行补土治疗，这对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薛立斋的治疗方法中，虽然其采用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方式，但似乎并未充分掌握其中的差异。否则，他不必在同一天使用两种温补药剂。
近代温补学派的名医中，谭述渠尤为著名。他是香港名医，广东新会人，家族世代从医，家学渊源。除了治病救人，他还致力于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针对立法院会议通过的国立中国医药学院及研究所的成立，台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曾予以攻击。当时，国内外名中医纷纷反击，捍卫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谭述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该法案最终只成立了研究所，但他的热心维护已载于史册。
谭述渠的医术源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他擅长使用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药材，用量之大常以两计。尤其所用附子，虽经特殊泡制以减轻药力和毒性，但其用量却非一般医师敢于尝试。在日本的一次医学会议上，谭述渠提出了使用真武汤治疗高血压的论文，震惊了整个汉医学界。他和妻子在星马等地旅游期间，治病无数，用药以真武汤等温热性方剂为主，功效显著。他从实践中悟出地理医学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在星马等热带地区，居民因长期冷饮习惯导致内脏虚寒，虽身处炎热之地却多发虚寒之症。谭氏采用温热之剂，常能取得良好效果。
除了谭述渠，目前喜用附子等温补药物的还有台北的李政育。李政育原籍台湾省嘉义县，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从叔叔处学习骨科。后来领悟到补肾之剂对骨科折伤的重要性。他的用药喜温补，思想宗于张景岳温补学说。常用的方剂如右归丸、桂附地黄汤等。后期转入内科后，特别研究和爱好运气医学。李氏认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常导致肝肾阳虚，出现各种肌肉或关节疼痛。在治疗上，他强调使用温补之剂如八味丸等，临床功效显著。在年轻一代的医师中，能够自成一格的确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