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涨与享保改革有什么关系
幕藩统治下的腐败与农民斗争的兴起
在17世纪后半期的日本，幕府政治面临着重重困境。一方面，幕藩财政困难重重，另一方面，武士浪人群体逐渐背离。封建经济在这个时期破绽百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却势不可挡。幕府试图通过行政措施来弥补这些裂痕，但结果往往徒劳无功。
四代将军家纲时期，为整顿大名和旗本的纪律，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这些措施导致许多失去领主的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在这种背景下，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
进入元禄时代，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打击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并整顿幕府机构。他尊重儒学，试图用儒家思想来纠正武家政治的积弊。依赖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并未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耗费庞大，导致幕府财政更加紧张。纲吉的种种举措不仅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乱象。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农村，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的兼并以及寄生地主制的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日益零细化。贫困农民纷纷沦为佃农和雇农。为克服财政困难，幕府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并提高对农民的年贡额。他们甚至提前向农民征收年贡，加重剥削。
在第六、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尽管有侧用人和儒臣新井白石等人的改革尝试，但经济仍十分混乱。新币发行后，由于缺乏市场信用，经济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为防金银流出，幕府制定了《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但他的改革主要旨在提高幕府的权威，对根本的农村问题却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斗争逐渐兴起。他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剥削和压迫，还要应对商品货币经济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民们开始组织起来，以抵抗幕府和地主的剥削，争取生存的权利。这一时期的农民斗争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农民阶层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力量的壮大。
幕藩统治下的腐败与农民斗争的兴起反映了日本社会在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一时期，幕府政治的腐败、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贫困和斗争共同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在古老的日本，地主与富农之间，存在一种名为“用金”的摊派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时光流转至十七、十八世纪，典型的封建时期，我们见证了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而斗争的壮丽画卷。
在那个时代，典地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为了不再失去土地，勇敢地站出来对抗领主的剥削。他们结合农村共同体，共同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尽管有幕藩的规定，农村控诉事件必须由村长逐级上报，但地方官常常置若罔闻。于是，自耕农作为村吏，不得不带领群众或直接代表全村人民进行越级控诉。这种坚韧不拔的斗争形式被称之为“代表越级请愿”。
以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为代表的农民斗争尤为引人注目。松木年仅十六岁，却英勇无畏地为该村农民争取权益。他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甚至为此斗争了十二年之久。佐仓宗吾的传奇故事更是代代相传。这位普通的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代表数百村农民向幕府执政表达诉求，尽管最终未能改变命运，但他的英勇事迹被后人铭记。文学作品中的他，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都在歌颂他的英勇事迹。
与此城市中的贫民也在进行斗争。幕藩领主通过各种手段压榨市民，大商人则将负担转嫁给下层市民。当荒年米价暴涨时，这些底层市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他们与幕藩领主及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城市中的斗争与农村相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例如，在享保年间的大饥荒中，江户市民为了生存，发起了大规模的斗争，最终迫使满足他们的要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分化加剧，农民起义的锋芒不仅直指幕藩领主，还指向了地主富商。这些贫苦农民承受着多重压迫，与市民的斗争相互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这种联合斗争的趋势预示着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农村的典地农民、英勇的市民，还是深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他们的斗争都是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正义。他们的英勇事迹不仅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更为后人展示了人民的力量和勇气。这种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变命运的关键。在人民的努力下，日本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崩溃，为新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呼唤自然世的思想巨擘
随着农民、市民斗争的蓬勃发展，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中年时期，他在今天的青森县深入研究医学、本草学，并从事医疗活动。尽管关于昌益的确切生卒年份尚未有明确记载，但他的著作出版时间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活跃在18世纪中叶。
昌益是一位游历广泛的学者，他曾遍访日本各地，包括当时的对外门户长崎，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并对荷兰文化有所了解。他的著作《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为我们揭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深邃思考。其中，《自然真营道》虽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但残存的卷册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昌益是一位坚定的唯物论者，他主张物质第一性，对天地万物的生成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天地万物皆由一种气所生所充满。这种思想不仅批判了朱子学派的理气二元论，也挑战了阳明学派的主观唯心论。
在《自然真营道》中，昌益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观。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平等劳作的“直耕”社会，即他所称的“自然世”。但随着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如儒家圣人、释迦等的出现，社会进入了“法世”。昌益坚决主张回归“自然世”，并认为无论是神佛宗教还是儒、释、道、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他特别强调农民的自食其力才是正道，而各种宗教和学说都只是“盗道之私”。
昌益对儒家经典持批判态度，认为孔孟之学说并非“自然之真道”，而是为“乱世”服务的。他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视为“四恶之根”，是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坚决否定封建社会，称其为“禽兽之世”，并提出农民至上的思想。
昌益心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他描绘了一个“自然世”，在那里，“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这是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构想。
由于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加上安藤昌益所处的环境相对封闭，他未能找到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具体道路。这使得他的伟大思想最终成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著作也因此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
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为巩固日益动摇的统治地位，幕府需要整顿自元禄以来因商品经济发展而紊乱的封建体制。为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并摆脱财政危机，幕府采取了新的策略。吉宗独裁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强化集权以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而“节约令”则是幕府为应对财政危机而推行的一项经济措施，旨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以维护封建经济的稳定。在享保元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接任八代将军，他的执政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被统称为“享保改革”，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首次。此次改革主要源于吉宗对前代政策的反思和创新。
吉宗在稳固政权后，首先免去了前代中心人物的影响，任命水野忠之掌管财政，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的独裁统治。这样的决策展现了他对幕府制度的坚定维护和对权力集中的追求。
为了加强人民的精神控制，吉宗提倡尚武精神，并恢复中断的武士和练武活动。他还翻译发行了范铣的《六喻衍义》，作为民间教材和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立了“目安箱”，制定了《公事方御定书》，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面对财政困难，吉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简化了礼仪和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节省了开支。实施了“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按照其俸禄的一定比例献米，以缓解财政危机。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十年后便废止了。
在享保3年（公元1718年），吉宗颁布了“新金银通用令”，整顿通货，以新金银计算和交易各种物价。虽然这一政策给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衰退，但在元文元年，通过换取金银并发行铜钱、铁钱，经济得到了好转。
享保8年（公元1723年），吉宗实施了官职津贴制，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在享保9年，他向各大名和旗本发出了节约令，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一政策虽然节约了开支，但也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
除了上述内容，享保改革还包括法制的整顿。吉宗时期制作了多部法令集和法典，供官吏参考。
享保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幕府为增加收入而实施的新制度。为了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幕府在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实施了“定租制”。这一制度取消了过去的“勘查制”，规定了固定的租率，使得农民的收成大部分被幕府征收。尽管后来有所调整，但这一制度仍然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为了增加税收，幕府还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财政收入增长，反而导致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
享保改革是德川时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旨在加强幕府统治和缓解财政困难。一些措施如“定租制”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引发了社会的反抗。尽管如此，这些改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对于理解当时日本社会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价值。在历史的洪流中，封建时代的日本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场以定租制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调整，引发了农村阶级分化的加剧。对于地主而言，他们依靠着肥沃土地维持地位，但对于耕种的农民而言，他们多数面临的是贫瘠的土地，定租制无疑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局势。
幕府为了增强自身的财政收入，积极开垦新田。在享保七年（公元1722年），幕府鼓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进行新田的开垦。这不仅扩大了税源，还使得商人有机会成为地主。这些新田包括著名的武藏野、摄津川江等地。为了鼓励开垦，幕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允许商人出资开垦，并允许他们收回与投资相应的利润。
随着新田的开辟，幕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为了进一步增加税收，幕府还致力于“增产兴业”，推广种植经济作物，并推广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幕府还重视实学，鼓励种植药草等。这些措施使得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也一度平稳。
改革的背后隐藏着各种矛盾。米价作为幕藩经济中的中心商品，其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着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从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不断下跌，而其他物价并未随之下降，这对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构成了威胁。为了稳定米价，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量买米、囤米，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等。由于幕藩体制本身的矛盾，这些措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享保改革并未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些矛盾。一方面，幕府试图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这种矛盾导致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更加发达。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尽管幕府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但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
享保改革是幕府在面临社会经济巨变时的一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能根本解决幕藩体制的内在矛盾。这次改革不仅未能阻止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反而加速了这一过程。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藩财政基础也日益不巩固。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日本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在另一个维度上，幕府承认了商人组织的行会，并赋予了经济垄断的权力。他们希望通过行会来控制和利用商业资本，这种尝试反而导致了商人阶层对市场的主导，使得幕府的策略适得其反。尽管幕府试图通过增产兴业来吸收商业成果，实质上，他们默认了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批发商和经济商势力的崛起。
享保改革的后期阶段，由于它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展现出了一定的成效，从而延长了幕府的寿命。这一改革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妥协，稳固了幕府的存在基础。
享保改革展现了一种复杂的面貌：既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又有适应现实、灵活应变的一面。例如，在人才任用方面，幕府鼓励实学，推动生产发展，并与商业资本妥协，进而加以利用。内田银藏称“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
改革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幕藩体制内部矛盾的扩大。尽管它在最大限度地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这也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引发了广大农民更为强烈的反抗。
可以说，享保改革是一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时期。幕府在尝试控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的也面临着如何平衡新旧势力、如何解决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改革，既展现了幕府对于社会变化的敏锐洞察和灵活应对，也揭示了其无法彻底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局限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的决策和行动，无疑对于日本社会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