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儿童精神障碍流调报告出炉
今年五月，《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这一研究由北京的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团队领头，历经多年精心策划和执行，调查样本覆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和四川五个省市的约74,000名儿童和青少年。
调查结果显示，在6至16岁的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到了惊人的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焦虑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抑郁障碍和抽动障碍等是流行程度最高的几种精神障碍。
研究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半数精神问题在14岁之前就已经开始显现，而在24岁之前，这些问题的75%已经暴露出来。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指出，青春期是个体发展和维持社交和情感习惯的关键时期，全球有10%-20%的青少年患有精神卫生疾患，但他们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
南京脑科医院的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是中国儿童心理卫生领域的先驱机构，其创始人陶国泰被誉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近期，一位在浙江省某大型三甲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儿科医生分享了她的进修经历。她表示，随着非感染性疾病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尽管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医院未来是否会开设儿童精神科，但她认为，如果儿科医生具备精神医学专业知识，将能更好地进行早期筛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主任医生郑毅提供了关于精神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定义：这是一种个体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率地工作和学习，并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这包括智力正常、情绪稳定、心情愉快等特征。
中国的儿童精神卫生状况并不乐观。过去因专业人员不足及缺乏科学调查工具等原因，中国一直缺乏关于儿童精神卫生问题的准确数据。郑毅团队的调研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所患的精神疾病种类存在差异。更令人担忧的是，郑毅认为中国的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调研只涵盖了在校的6至16岁儿童青少年，而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和那些辍学、失学的青少年并未纳入其中。因此实际的数字可能比调研结果还要高。
临床医生的感受也验证了这一点。何凡是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主任，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儿科病房的床位有限，但现在床位数量已经大幅扩增仍然供不应求。南京脑科医院的门诊量也大幅增加，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为了满足需求增长，他们不得不扩大进修班的规模并增加频率。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也促使更多的儿科医生、康复师和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士开始学习和进修精神医学知识，以便更好地为孩子们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随着对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远超过以往认知。从临床医生的视角出发，究竟是真的患病率上升，还是就诊率和意识的提高给出了假象，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一种共识正在逐渐形成：二者可能都在起作用。
近四十年来，医生们发现，出现在诊室的孩子越来越年幼，症状却愈发轻型化。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精神科医生主要面对的是智力低下、儿童精神分裂症等较为严重的疾病。进入新世纪后，抑郁、孤独症、对立违抗等轻度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显著增加。
以南京脑科医院为例，回顾性分析了近年的住院患者数据，发现精神分裂症及相关谱系障碍的比例有所下降，而抑郁障碍则呈现出上升态势。与此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筛查阳性率也在上升，就诊率较十年前有了显著提高。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作为一个国际公认的挑战性疾病，也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随着认识的提高和筛查技术的改进，孤独症的就诊率和识别率也在上升。虽然关于孤独症的患病率仍然没有明确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诊断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患者被及时发现并接受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发病机制涉及生物、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尽管我们对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仍然知之甚少，但环境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已经受到广泛关注。高龄怀孕、孕期用药、空气污染等都可能增加子代患孤独症的风险。一些未知因素如免疫系统异常、过敏等也可能影响神经发育的健康。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问题需要我们像对待发烧一样重视。早期干预对于改善儿童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无论是孤独症还是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能带来更好的效果。孩子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心理健康，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环境。也期待医学界能深入研究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为我们提供更多有效的治疗手段和预防策略。在寻常的课堂里，孤独症的小患者或许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挣扎。他可能在语言的丛林中迷失，不经意间蹦出一句“外婆家”，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困扰。对此，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如同侦探，探寻其背后的真实含义。原来在这句看似随意的言语背后，隐藏着的是对疼痛的难以表达。通过精准干预和不断的语言训练，他们有望教会患者如何正确使用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不仅如此，生活中一些小动作如清嗓子、歪嘴巴等，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若未能找到压力的源头并加以解决，这些小动作可能会固化成抽动症状。若外界压力持续累积，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抑郁症或精神分裂。青春期时，这种情况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如抽动症伴随强迫症等共患病出现。
当我们谈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动症，其症状表现为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注意力分散、过度活跃和情绪冲动等。何凡医生提到，这种疾病通常在学龄期儿童中较为常见，症状可能在三岁时就已显现。由于早期未能得到正确识别，一些患者在青春期可能会出现学习困难、社交困扰等问题，进而引发抑郁和焦虑等障碍。令人震惊的是，一项研究显示，在少年犯中，有高达31%被诊断为ADHD。
心理专家陈祉妍教授强调，青少年期是心理疾病萌芽的关键阶段。现实情况是，尽管全世界约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但在发展中国家，真正得到合理诊断和治疗的患者比例却不足五分之一。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精神障碍的识别存在困难，疾病与非疾病的界限并不清晰。
郑毅医生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一些儿童期的疾病如孤独症或抽动症，若未能在早期得到治疗，可能在成年后演变为更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强调，当孩子的行为表现与年龄、环境不符，或给他们自己和周围人带来持续的困扰时，应考虑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并及时就医。
面对儿童的行为问题，家长应保持警觉。柯晓燕建议，当孩子的行为让家长感到困惑时，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而不是自行解读。例如，面对孤独症患儿时，应接受科学干预和技能训练而非简单归因于教育问题。
至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医疗帮助，何凡建议首先到儿童精神科进行详细评估和诊断，再根据需要选择药物治疗、综合干预或心理治疗。由于普通心理咨询师可能无法准确判断是疾病还是心理问题，因此不建议首选此类咨询。
尽管去看医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孩子患有疾病，但郑毅医生认为，对待孩子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应如同对待感冒发烧般重视。他反问：“为什么孩子一发烧，家长就急忙带他们去医院，但当心理发出求救信号时，却找各种借口不去？”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精神科的发展仍然面临挑战。尽管该领域发展迅速，但医生数量仍然不足。郑毅透露，由于精神医学知识的普及不足和社会上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导致许多精神障碍患者和家庭有耻感。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流向儿童医院和妇幼保健院而非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在此背景下，儿童精神科病房经常面临开设和关闭的困境。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机构如南京脑科医院的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在儿童精神卫生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合作中心，还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医生和更多的公众关注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中国的儿童精神健康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着一道严峻的挑战：专业人员的匮乏。据柯晓燕估计，尽管常被引用的数据表明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五百人，但这可能仅仅是几年前的统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峻。除了儿童精神科医生，专业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等也极度缺乏。郑毅在评价中国儿童精神医学发展时曾指出，领域内的最大问题是发展不均衡，许多中小城市甚至缺乏儿童精神科医生和诊所。
面对这样的困境，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住院区采取了一系列封闭管理措施，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在这里，家长们带来的零食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查，以防止孩子们使用潜在的危险物品。这样的措施反映了专业人员在诊断和治疗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方面的压力与困境。
儿童青少年与成人的精神障碍在诊治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专业的儿少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由于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生长阶段的特点，医生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沟通技巧来辨别他们的真实状况。在南京脑科医院门诊部，一个7岁的小女孩的病例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挑战。她因为被父亲打而出现应激障碍，只能通过点头和摇头与医生沟通。
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儿童精神康复科主任李影介绍，由于儿童青少年门诊量较少，医院并未设立专门的儿少精神疾病门诊和病房。《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包括在各级医院设立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和提高心理健康知识的知晓率。短期内如何填补专业医生的缺口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多位专家认为，推行专科医生制度、建立规范化的培训和认证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确的诊断是正确干预的前提，而专业医生的稀缺导致精神障碍的误诊难以避免。以孤独症谱系障碍为例，大众对孤独症的认识存在误区，需要医生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指导。郑毅医生提到的一个三岁半的小患者的例子展示了正确诊断的重要性。如果一直按照孤独症进行康复训练而失去早期治疗的机会，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严重影响。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一些表现更容易被定性为“病态”，例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邹冰认为，关于该病的诊断存在扩大化的倾向。对于这种情况，医生需要具备更高的诊断能力，从儿童的语言、思维、适应能力等细微之处寻找诊断的线索。由于量表等评估工具在诊断中的局限性，也需要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更加审慎和客观。加强儿童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队伍建设和提高医生的诊断能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精神疾病的治疗领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非专业人员在大量诊治精神疾病，特别是儿童精神疾病的现状，令人堪忧。
郑毅表示，由于少儿精神科医生数量稀少，许多医疗机构不得不采用其他科室人员转岗培训的方式来应对就诊需求量的增加。社会上一些不具备资质的营利性机构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往往误以为精神医学简单，套用一些刻板印象进行诊断，这无疑是对患者的二次伤害。
在一大型孤独症训练机构工作的医学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这个领域规范的机构仅占一小部分，而五花八门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他亲眼目睹了一些家长在给孩子寻求治疗时遭遇的困境。比如在北京一家废弃工厂里的小作坊，孤独症患者的家长们在为躺在地上的孩子寻求康复师的帮助。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和困难正浮出水面。
除了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配不均衡等普遍状况，儿童精神病面临的挑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邹冰指出，关于脑科学的研究仍然有限，许多精神疾病的机制未知，诊断困难，治疗手段也有限。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精神障碍是一种社会病，受到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随着时代的变迁，疾病谱也在不断更新，需要不断更新认识。现在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自由玩耍的消失。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小时候，那时的我们能够在跳绳、跳皮筋等简单的游戏中找到快乐。而现在，孩子们的自由和快乐正在被各种压力和束缚所剥夺。
当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在其他方面过度满足孩子时，也就剥夺了他们从一些小事情中获得满足和快乐的机会。这种生活方式还可能带来其他危害。比如，当一个儿童或青少年在过分溺爱的教养方式中形成了“即刻满足”的人格特征后，在面临挫折时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美国作家格雷格·卢金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在《娇惯的心灵》一书中也提到了当代美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向。与此对挤进名牌大学的焦虑、课程学习的压力、智能手机和虚拟社交的普及等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颠覆了儿童的身体和社会发展经验，改变了神经发育的复杂过程。
面对这种时代心理的改变，我们不仅需要提高专科医生和从业人员的数量与待遇，开设更多的病房，更需要思考如何在这个时代保持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或精神的健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养方式，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适度冒险、自由玩耍、自我探索，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面对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