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宝物(中国十大著名青铜器，件件国
青铜时代的辉煌——商代司母戊鼎的传奇故事
青铜，金属冶铸史上的初绽之花，是纯铜与锡或铅的合金，因其强度高、熔点低、铸造性佳、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的特点，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所称的“青铜时代”，便是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段从夏商周直至秦汉，大约跨越了两千年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古人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在这璀璨的青铜文明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它是商代最重的青铜器，也是商周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
司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这座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后母戊鼎便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所制的。
它的流传历史可谓惊心动魄。1939年，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在野地里探宝时意外发现的后母戊鼎。但在当时，安阳已被日寇占领。村民们秘密将大鼎运回并埋藏，以防落入日本人手中。几经波折，农民们与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交易，差点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但最终在吴培文的保护下得以保全。
之后，日本人在吴家多次搜捕大鼎，但都无功而返。吴培文为保护大鼎安全，多次转移其埋藏地点。直到抗战胜利后，大鼎最终得以免遭日寇掠夺。
1946年，安阳得知大鼎的下落并成功将其从吴家挖出。后来，大鼎被送往南京展出，轰动全城。后母戊鼎被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司母戊鼎不仅是一件青铜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无数人民为保护国家文物所付出的努力的象征。它历经磨难，但仍旧完好无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讲述着那个辉煌的时代的故事。后母戊鼎的存在，不仅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见证，更是中国人民坚韧不屈、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的见证。吴培文与大鼎的重逢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仿佛在履行一次历史的“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时隔59年，在殷墟门口再次见到了大鼎，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他感慨道：“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对于吴培文老人而言，保护大鼎免受日本人的掠夺，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成就。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者和保护者，他被特许抚摸这件国宝。
大鼎，全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已发现的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其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刻有雷纹和盘龙及饕餮纹样，展现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关于大鼎的命名，最初是由郭沫若将其称为司母戊鼎。命名争议一直不断。多位学者提出，“司母戊”应改为“后母戊”，其意义是献给“敬爱的母亲戊”。这一更改体现了对大鼎的敬意和对商朝文化的理解。
另一方面，四羊方尊，作为商代最大的青铜方尊，于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黄材镇出土。其造型以四羊、四龙相对，展示了商代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四羊方尊的文化寓意深远，羊在青铜重器中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代表善良知礼、外柔内刚。自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
四羊方尊的流传历史充满传奇色彩。1938年，它被发掘于湖南宁乡的一座山上。由于长沙是文物宝地，这件珍宝很快引起了文物贩子的注意。经过一系列曲折的经历，四羊方尊最终被长沙县没收并上交湖南省。
吴培文与大鼎的重逢，以及四羊方尊的发掘和流传，都是中国文物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些国宝不仅代表了中国的青铜艺术，更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它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让人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是我们的骄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宝物，其中一件名为四羊方尊的青铜重器尤为引人注目。此尊在湖南省的一次重要事件中，被偶然发现，并因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成为焦点。它曾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内的宝物，虽然其重要性被一时忽视，但它背后的故事和历史价值却足以让人着迷。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四羊方尊见证了历史的沧桑。日寇入侵长沙时，它曾被送往湖南省银行保管。随着长沙城在战火中的毁灭，四羊方尊也在战乱中遗失。这场被称为“文夕大火”的灾难，不仅烧毁了长沙的繁华，也打破了四羊方尊的沉寂。
战后，关于四羊方尊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都对这一宝物寄予厚望。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和调查，终于在湖南省银行的内迁过程中找到了它的踪迹。此时的四羊方尊已经破碎成二十多块，被遗弃在仓库中无人问津。
幸运的是，经过文化部的重视和指示，这些碎片得到了及时的修复。修复过程中，专家们倾注了无数心血，最终让四羊方尊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件青铜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四角各塑有一羊，羊头伸出于器外，与器身紧密相连。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展现了古代中国的高超铸造技术。
除了四羊方尊，还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这座中国最大、最完整的青铜人物雕像，也是古代中国青铜文化的杰作之一。这座雕像的高大体型和精湛工艺令人叹为观止。关于其身份的象征意义，学术界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古代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物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故事和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文明的珍贵遗产。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沧桑。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文物，让它们的故事得以传承和发扬。我们也应该加强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和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关于古蜀国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和毛公鼎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古人深邃的精神世界和精湛的青铜工艺。
青铜大立人像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神灵象征的受祭者，成为了三星堆遗址中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人像所佩戴的方格纹带饰，无疑彰显了其地位的尊贵与权威。尤其令人着迷的是，人像手中所持之物，是琮、权杖、象牙，还是某种神秘的法器？抑或是表现祭祀时的特定姿态？各种猜测与解读层出不穷。
雕像的制作工艺也令人叹为观止。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为人像和底座两部分。其精美的纹饰，以龙纹为主，辅以鸟纹、虫纹和目纹等，显示出古人在青铜器制作上的卓越成就。整体形象庄重肃穆，仿佛一位通天彻地的大人物正在进行法事。
而毛公鼎则是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这一传世之宝流传有序，历经多个朝代，辗转多地。从陕西岐山的出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背后隐藏着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毛公鼎的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它是西周晚期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见证者。
鼎作为古代烹饪之器，同时也是权力的象征。毛公鼎的流传历史，不仅展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更凸显了国宝的重要性。从清朝的道光年间，到民国，再到抗战时期，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险些被夺走。幸运的是，在众多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最终得以保存并捐赠给国家。
如今，青铜大立人像和毛公鼎都已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古人的精湛工艺和对神灵的敬畏之情。这些文物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感受到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追求。越王勾践剑与毛公鼎铭文、莲鹤方壶并称为中国青铜器史上的三大珍宝。它们背后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毛公鼎铭文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文字之丰富、内容之深刻，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鼎身所铸的铭文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展现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而背后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毛公接受周宣王的委托，治理国家内外政务，其公正无私的精神被永久镌刻在鼎上，传示子孙。
春秋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其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盖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中央立着一仙鹤，欲鸣未鸣，象征着时代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其经历也是充满波折，几经辗转，最终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越王勾践剑则是春秋晚期越国的青铜器杰作，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此剑见证了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和东山再起。在吴国和越国的生死搏杀后，越王卧薪尝胆，最终重回越国，任用贤臣，发展生产，再次崛起。这把剑不仅是武器，更是越王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
这三件文物不仅是中国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它们见证了古代先人的智慧和才华，也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变迁。今天，我们欣赏这些文物，不仅要欣赏它们的工艺之美，更要理解它们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它们是我们民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些文物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才华，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春秋霸主的传世之剑——越王勾践剑与曾侯乙编钟的千年传奇
在历史的长河中，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以其卧薪尝胆的精神和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成为了春秋霸主。他手中的一把剑，见证了这位霸主的辉煌与荣耀。“鸠浅”便是越王勾践的名字，而这把剑，便是他的王者之剑。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国墓葬中，发掘出了这柄古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当考古工作者触碰此剑时，其锋利无比，甚至割破了手指，血流不止。再试其锋芒，稍一用力，便能将多层白纸轻易划破。此剑身上的鸟篆铭文证明，这便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
这把剑制工精美，显示出铸剑师的卓越技艺。历经两千四百余年，仍然纹饰清晰、锋利逼人、寒气袭人，加之“物以人名”，历史文化价值极高，被誉为“天下第一剑”，堪称我国国宝。关于此剑的出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嫁妆说，相传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此剑很可能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另一种是战利品说，即楚国出兵越国时缴获了此剑。
此剑的特征在于其铜锡铅铁硫等多种合金成分，花纹处含硫较高以起到防锈作用。令人惊叹的是，早在2500年前就有这种防锈技术。而在相距一公里远的另一处楚墓中，还出土了吴王夫差矛，其上铭文与越王勾践剑如出一辙。
除了越王勾践剑，另一件令人瞩目的文物是曾侯乙编钟。这是战国早期的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1978年在湖北随州城郊的一座古墓中出土，成为了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重要发现。
编钟的出土经过极为惊心动魄。那一天，驻军在扩建营房时偶然发现了曾侯乙墓，这是一个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当勘测小组赶到现场时，墓室只差80厘米就会被破坏。编钟出土后，文化部的音乐家对其进行了测音，发现其音域广、音色美。整套编钟共65枚，总重量达2500千克以上。每件钟都能发出两个音节，形成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在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这组编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为宏伟精美的大型乐器之一。它的铸造技术和音乐性能被中外专家誉为稀世珍宝。编钟演奏过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在出土时由考古人员在随州一处修理厂内试敲响的。此后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明星展品之一也为世界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这两件文物见证了我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和精湛技艺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传承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赏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沉寂了长达两千四百年的岁月里，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8月1日重新唤醒，向世人展示了它那独特的千古绝响。它以一曲《东方红》作为开篇，继而演奏了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以及民族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终以《国际歌》落下华丽的乐章。
四年后的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省博物馆的演奏人员带着编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那时，他们演奏了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和创作曲目《楚殇》以及《欢乐颂》等中外名曲。
时光流转，到了1997年，著名音乐人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了大型交响乐《交响曲1997天·地·人》。在这首交响乐的演绎中，编钟再次被敲响，由国家特批，为这首曲子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除了编钟的传奇故事，秦始皇陵铜车马也是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这些铜车马是秦始皇陵的大型陪葬铜车马模型，于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坟丘西侧出土。它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其中二号铜车马出土时破碎成1555块，但经过修复后仍然完整如初。它的制作工艺与现代工程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铜车马共有两乘，一前一后排列，形体之大堪称“青铜之冠”。其文物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意义，更在于其工艺精细程度，如水墨和彩绘的结合，以及人俑的真实感和鲜明的质感。
还有长信宫灯，这是一盏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这盏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文帝时代，最初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刘揭的人。后来这盏灯被窦太后送给了她的亲戚窦绾，窦绾非常珍视这盏灯，最终将它随自己埋入墓中。长信宫灯的特征是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的宫女，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分均可拆卸。
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们的故事和历史背景丰富而引人入胜。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历史的信息，见证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古代文化，更让我们感受到人类文明的伟大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