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巅峰到灭亡只有两年时间 李自成为什么会全面
今天，奇秘网小编带来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关于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国那段辉煌而又迅速衰落的历史。仿佛是一颗绚烂的流星，从底层农民出身，凭借几十万大军，推翻了明朝，攻占北京城，建立大顺国，年仅三十多岁的李自成便走到了权力的巅峰。世人瞩目的大顺朝似乎转瞬即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令人不禁感叹。
对于这一历史的急转直下，后世的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指出流寇主义、腐化变质、骄傲轻敌等问题，有的则关注战略错误或军彪悍等问题。深入研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原因有的未必是事实，有的虽然存在却未必起决定性作用。
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导致大顺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一系列农民政策，沉重打击了一度转向这个政权的北方地主阶层，将他们驱赶到了对立立场，从而造成了力量的逆转。为了更深入地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地主阶层的政治动向。
中国地主阶层自古以来就分为两个明显有别的阶层集团，即士绅权贵地主阶层与平民地主阶层。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等级关系日趋模糊，阶级关系日趋明朗。在明清时期，士绅权贵地主与平民地主的矛盾已经不像前代那样引人注目，但农民与整个地主阶层的矛盾却空前尖锐。
在明代，士绅权贵地主阶层包括贵族（宗室勋戚等）与士绅（即所谓官绅地主）。其中，宗室勋戚是最腐朽的一个阶层集团，但在政治上作用不大。而士绅阶层集团则是明代权贵地主的主流。
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明初大力扶植科举出身的官僚队伍，对一举人、监生、贡生乃至一般生员都实行优待。到了明后期，这种优待的程度往往超过规定，使得免税的特权阶层大大膨胀起来。
士绅地主阶层不仅经济力量庞大，而且垄断了政治权力。明代科举入仕发迹之快为历代仅见。由于这些特点，士绅地主阶层的政治动向往往会引起整个国家的变动。
明代地主经济发展得最深刻并且最难被人洞察的表现，恰恰是权贵士绅以外的平民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明代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没有贵族身份与功名特权的平民地主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平民地主中，既有拥有庞大土地的豪民，也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地主。
平民地主的力量在明末究竟有多大，很难用确切的数字来表示。但我们可以参照清初年间的《本色统征仓米比薄》来大致估算，该地区的地主阶级总户数已经增加到比自耕农还多三倍以上，其中主要是平民地主。
李自成建立的大顺国犹如一颗绚烂的流星，虽短暂却令人难以忘怀。其兴衰历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要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地主阶层的政治动向及其与李自成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清初战乱的洗礼之后，土地分配的不均衡状态有所缓和。这种现象可追溯到明末，那时平民地主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耕农，甚至超过了权贵地主，成为社会上仅次于农民阶层的第二大阶层。
从地域角度看，明代的江南地区士绅相对较多，打击“豪民”的政策使得江南的田地主要归于士绅与官田。相较之下，北方的平民地主力量更为显著。
明代平民地主与权贵地主的界限并不如前代的士族、庶族那样严格。尽管富户可以通过购买功名、官衔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但“绅民两歧”的界限却更为清晰。富民与士绅阶层共同压迫广大贫苦农民，但他们又在官民矛盾中表现出与官绅地主对立的一面。
明代的政治环境和法律制度对平民地主并不友好。律法规定，庶民之家不得存养奴婢，不得与黎民百姓相提并论。士绅的家人常仗势欺压平民地主，而士绅本身的行为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
到了明末，沉重的赋税和负担不均成为了平民地主无法忍受的问题。随着士绅势力的扩张，纳税者的负担已经有所增长。三响加派以及随之而来的额外横征，加上摊逃赔累，不仅使贫苦农民和自耕农深受其害，也使纳税的平民地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士绅和平民之间，也严重存在于“庶民”中的各阶级之间。
平民地主试图通过勾结官府，将赋税分散给贫苦农民。由于赋税征收主要基于田地，而平民地主占有大部分纳税田地，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可以种植无粮之地，但整个阶层却无法避免赋税的重压。
北方平民地主面临一些比南方更为不利的因素。比如陕西和河南两省在明末派遣王爷建藩，这不仅直接兼并了部分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的土地，还因为藩庄过多，无地可拨，导致新建各藩的庄租只能通过加征该地正供田赋的方式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田赋。
除了这些，北方地区还搞了主要勒索平民地主的“召买”。明末的加派是计亩加征，不分肥瘦，这使得亩产较低的北方地区，尤其是贫瘠的陕西等省份的负担相对大大加重。
南方的一些平民地主本末兼营，在重赋之下尚有“以末致富”一条退路。然而北方工商不发达，平民地主多系单一经营，回旋余地很小。这种情况下，平民地主自然会更加残酷地剥削佃农以转嫁自己的损失，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
最终，在明末北方的地区，不但农民阶层与地主阶层的矛盾已经极度尖锐，而且地主阶层中的平民地主与士绅权贵地主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一份来自河南的地主阶层士子的激烈上书反映了平民地主对明朝士绅权贵统治者的极端不满。这份上书揭示了由于诛求无艺的赋税政策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的现实状况。在明朝末期，政治氛围日趋紧张，权贵地主的统治越发稳固，一些开明的人士却看到了危机的源头并尝试寻求解决方案。在崇祯九年，当朝野上下都在热议征剿响贼之时，这些开明人士提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倡议：“大小文武乡官”，呼吁士绅阶层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有产者，包括文武生员、吏员、承舍以及各衙门的公职人员，都要参与国家的防御建设，并豁免乡民百姓的负担。这一倡议在权贵地主主宰一切的当时显然难以实施。地主阶层的政治分裂在所难免，这种“上层危机”反而为农民战争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随着局势的演变，北方平民地主阶层以独特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土寨的出现成为这一群体自我保护的标志。早在崇祯初年，随着“流贼”的兴起，山西陕西等地出现了许多“据险肆掠”的“土贼”。虽然最初的大多数“土贼”与“流贼”在性质上并无太大差异，但也有一部分与平民地主有关。他们并非纯粹的农民起义或土匪行为，而是有“身家”而无“功名”的平民地主的寨堡武装。
到了崇祯十二年，当“流贼”因军事失利和招安之风而暂时沉寂时，“土贼”却在灾荒地区突然活跃起来。这些“土贼”实际上逐渐成为了地头蛇的专称。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起义，也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土匪，而是平民地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的出现损害了士绅阶层的统治秩序，成为了士绅地主统治阶层“剿抚”的对象。
在明朝的镇压下，许多平民地主遭遇挫折，甚至遭遇灭门之灾。他们的阶层性质决定了他们与士绅地主阶层的关系微妙。在明朝统治集团眼中，这些土豪介于似贼似民之间。在这个阶段，农民军与这些地头蛇之间虽有冲突，但客观上仍有一定的呼应之势。这不仅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更是因为双方共同面对的是士绅权贵和朝廷的横征暴敛。尽管江南地区也曾出现过直接反对地主与地租剥削的“佃变”，但北方农民军在此时提出的口号更多地是强调官民对立而非贫富对立。他们针对的是士绅权贵与朝廷的剥削行为，而并非泛指向所有富人阶层。
大顺军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对明末重赋与免粮免租的宣传谴责得淋漓尽致。他们从未谴责地主的重租，并曾下令减免相关负担。这种在不危及整个封建关系的前提下打击士绅、免除赋税的做法，也得到了平民地主的接受甚至欢迎。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反映了明朝末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揭示了各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互动。自农民起义初始的打粮就食阶段至李自成挖掘河南富室窖藏，平民地主亦受到沉重打击。这一行动在初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需，尚未形成如后来“以割富济贫”的明确纲领。当时明军的军纪败坏，烧杀虏掠，甚至以富室为目标，贫穷农民及平民地主对此无不切齿痛恨。
南明官员曾痛斥明军军纪之败坏，其掠夺行为无异于贼寇，使得平民地主阶层在农民军与士绅地主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甚至在客观上与农民军相呼应。这种状况使得士绅集团陷入孤立，阶层力量对比逐渐向农民阶层倾斜。
至崇祯十六年前后，平民地主的土寨武装在农民军与明军的交锋中逐渐发展。他们在河南经过兼并，形成几大势力，虽接受明朝招安，但实际上仍割据一方，甚至由寨入城，成为地方军阀。此时的平民地主势力已经发展成为顺、明、清三方都必须重视的军事力量。
随着军事斗争的升级，平民地主的中立立场无法持久。明朝与农民军都在争取这股力量。明朝为了争取土寨，针对平民地主的利益许诺免租三年，但此时河南五府已非明朝所有，这一许诺只是空头支票。与此农民政权也对中原平民地主进行招抚，部分土寨逐渐倒向大顺政权。
大顺政权的招安政策吸引了众多土寨的归附，除了刘洪起逃亡湖广外，中原土豪几乎全部归附。农民军得以长驱西向，统一西北，进军北京。士绅地主阶层也开始转向大顺。看似农民战争已至胜利之巅。
若农民革命在此刻刹车，大顺政权若在平民地主与士绅地主的一致拥护下，或许能稳定其在中原乃至整个北中国的统治，并进而统一全国。随着大顺政权“追脏比饷”政策的实施，打击对象从士绅权贵逐渐扩展到所有富人，包括平民地主。这一政策的转变不仅未能巩固已有的胜利，反而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民战争的最终走向。
可以说，农民战争是平民地主与士绅地主间力量较量的结果，也是各种力量间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过程。农民起义的成功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是对阶层力量对比、利益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全面考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与联合，共同塑造了农民战争的最终格局。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李自成和大顺军一路北进，其影响力逐渐扩散至绛州、汾阳、黎城等地。他们的行动，尤其是对财富的追求，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绛州、汾阳等地，大顺军开始对富人和乡绅进行严厉的搜刮，名为助饷。无论是富甲一方的大户，还是普通百姓，无一幸免。在黎城，里胥甚至被命令上报富户骡马，短时间内就引发拷掠，官府追银。这种行动似乎预示着大顺军政权的一个明显转变。
当大顺军到达北京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在畿南、浮州等地，士兵对富商大贾的追饷变得更为严厉，甚至对普通百姓家庭也施以残酷的惩罚。追比的标准也从按官阶品级为主转变为按家产多少为主。乡绅富户皆被追赃助饷，视其家资十欲得七。这一转变在《出劫纪略》中得到了明确的记载：“闯官莅任……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这一纲领直接宣布了贫富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打击矛头从士绅官僚扩大到整个地主阶层。
在河南地区，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大顺政权开始勒令绅民助饷，县令到任后立刻开始追比助饷，导致许多有产之家遭受破坏。这一变革不仅引起了士绅阶层的反抗，平民地主也开始无法忍受。原本为解决军需问题的“助饷”政策，如今已变为明确的社会改革纲领——“割富”，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饷军，更重要的是为了济贫，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小农社会。
随着局势的恶化，大顺军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由来追赃比饷，变成了搜刮全部富人阶层的财产。这导致了许多地区的地主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农民军。大顺军的政策不仅让富人阶层感到不安，也在平民地主中引发了广泛的叛乱。地主阶级的反抗变得空前一致，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抵抗大顺军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大顺军的农民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也导致了局势的不稳定。一些平民地主如沈万登、刘洪起等利用其在当地的势力，占据郡陵、扶沟等地，击败了投靠大顺的土寨主。当大顺军在河南东部的统治瓦解时，平民地主立即与士绅集团勾结，在中原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尽管大顺军试图镇压这些叛乱，但由于当地土豪势力的盘根错节，他们无法彻底肃清叛乱势力。
大顺军的农民政策在追求公平的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平民地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与士绅阶层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尖锐。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而这场斗争也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总兵王之纲挥刀斩贼，力挫都司卢世杰等贼众。巡按陈潜夫智勇双全，成功擒获太康伪知县安中外等人。副将刘兹、郭从宽更是斩贼六百余人，擒获郡陵伪知县王度及许州伪巡捕王法唐。总兵刘洪起也擒获汝宁府伪官祝永艺等，并斩贼三百七十级。在襄城，更是斩贼二千二百七十六级，擒贼二百三十一人，皆是平民地主武装之壮举。
当陕西沦陷，李自成南撤之际，其在邓州一带与土豪寨主海成、明光世、丁如院等的争斗持续二十多天。最终，李自成命丧九宫山的平民地主武装程九伯等人之手。这一事件虽具偶然性，但也揭示了平民地主潜藏的巨大力量与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平民地主，作为明代地主阶级中人数最多、具有极大潜在力量的阶层，常常在日常的视线中被忽视。正是这些平民地主，在明末士绅地主阶层彻底孤立之时，倾向于大顺政权，成为农民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倾向与行动，迫使士绅地主阶层不得不改变立场。
当平民地主与士绅阶层的合流，再加上新兴满州军事贵族的助力，农民军在面对地主阶层的反扑时几乎无力抵抗。这也成为了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历史的洪流中，平民地主的力量不容忽视，他们的选择与行动，对于历史的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可以说，平民地主的崛起与行动，是明末农民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李自成失败的关键所在。他们的力量，在历史的浪潮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群体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对于我们理解明代历史、农民战争以及李自成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