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同一事件 不同

针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报道就会产生不同的版本，这样的报道往往容易引发谣言。我们不能因为名字不同就认为他们是同一人，轻易相信他们所报道的内容。对此，某位人士郑重地强调，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识别出那些可能是欺骗者的面孔。

我们要确保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所属的组织是正直的，不会欺骗任何人。这是一个核心原则，也是我们的组织文化的体现。对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而言，这也是他们坚守的底线。

近期，《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一书受到广泛关注。此书由侯格睿所著，丁波翻译，商务印书馆于2022年4月出版。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的征服方式，特别是其使用的“互见法”叙述技巧。

在探讨《史记》的研究中，一些话题被反复讨论，其中就包括所谓的“互见法”。这种方法在同一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叙述可以互相补充，但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尽管《史记》的结构宏大繁复，记述重叠难以避免，但许多学者相信其中一些重叠是司马迁的刻意为之。

侯格睿在《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中的核心命题就是关于这一点。他认为，“多重叙事”是导致《史记》碎片化与充满“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不确定性”指的是由于《史记》叙事不统一甚至彼此矛盾，加之司马迁继承《春秋》传统，寓论断于叙事，刻意隐去作者的在场，导致人们难以从书中析出一个明确、普遍、终极的作者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性”、准确性和道德寄寓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阻碍人们对《史记》的解读。对此，侯格睿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路径，使这三者得以共存。真实世界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司马迁忠实还原了这一点，“不确定性”并未阻碍《史记》的客观性；模拟还原的过程不可避免存在简化，这种简化中蕴含司马迁之历史抱负和道德教化。

该书分为两部分来阐释这一“微观世界”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分析为何可将《史记》看作“微观世界”，第五章至第七章指出司马迁如何通过“微观世界”进行道德教化从而改变世界。

《史记》叙事的“不确定性”为西方读者带来了困惑。侯格睿在书中剖析了《史记》的五体结构，并发现其叙事打破了西方传统历史表达的四个关键要求。这些包括叙述声音的不统一、记事缺乏连贯性、内容重叠以及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存在不一致之处。

对于这些问题，侯格睿做了新的预设，他假定司马迁同样追求精确性、连贯性、证据和合理性，而《史记》反映了一个连贯的历史观。碎片化和重叠叙述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史记》中的这些安排和具体陈述可以反映出司马迁的观点和判断。侯格睿提出《史记》是一个历史模型，“一个由文本构成的微观世界”。这一观点建立在三个理由之上：其一，《史记》的背景是先秦两汉时期流行的微观世界模拟宇宙的传统；其二，《史记》延续了这一传统并代表宇宙的结构以及人类历史的总和；其三，《史记》具有综合性，包含了世间的各个方面。

通过深入探讨和研究，侯格睿为我们揭示了《史记》的深层含义和价值，也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深度展现了世界和历史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与司马迁对人类社会的独到见解密切相关。在这部史学巨著中，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历史责任感，准确地模拟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侯格睿对于《史记》的解读具有极高的洞见。他指出，《史记》中的结构和叙事手法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融合了司马迁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通过解读《史记》中关于州吁事件的记载，侯格睿精妙地阐释了《史记》年表与世家、列传之间的关系。年表如同人类历史的上帝视角，为读者提供了联系和分类的桥梁，同时也是司马迁宇宙观的缩影。而叙事部分则是对表的解释，使得更具普遍性、更具联想性的内容得以呈现。

在司马迁笔下，《史记》的每一部分都承载着不同的视角和目的。通过精心编辑和呈现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司马迁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事件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叙述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侯格睿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事件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叙事中有所不同，而司马迁则通过其独特的文学技巧呈现了这种差异。

《史记》作为真实世界的模拟，不仅准确地呈现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也进行了提纯，从而使得读者能够在其中获取意义。司马迁追求的是孔子历史编纂的两个原则：准确性和道德教化。他强调，写作的目的是以强调道德教化的方式去揭示过去的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准确性只是揭示过去道德意义的一种手段。

那么，司马迁如何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寄寓他的道德观呢？侯格睿认为，司马迁通过“正名”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名”是通过对史料的编辑安排来实现的，其目的是回应现实世界中善恶报应不公正的问题，并通过惩恶扬善来体现道德教化。通过这种方式，司马迁重塑了世界并影响了读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理解。

司马迁还通过文学叙事方法，如选择、并置、重复等，塑造了他所敬仰的孔子形象。这说明在未违背史实的情况下，“文学叙事”可以影响我们理解事件与人物的方式，使司马迁能够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寄寓他的道德观。这种深层次的解读展示了司马迁如何通过其卓越的叙事技巧和历史责任感来重建道德观念。那么，司马迁为何牺牲自己的名誉、尊严和男子气概去重建道德？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司马迁深层次动机的思考，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探究其历史观和道德观的线索。

《史记》是一部卓越的历史巨著，它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世界和历史的不确定性。通过侯格睿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部著作如何成为司马迁寄托道德抱负的载体，以及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努力。第七章中，侯格睿深入剖析了司马迁通过“竹简世界”与秦始皇“青铜世界”秩序之间的对抗。

秦始皇所建立的“青铜世界”，从三个层次展现了其政治秩序的力量。武器作为暴力的象征，代表了秦始皇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他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并自我定义为世界的统治者。青铜器与金石铭文相联系，象征着秦始皇努力创造一个独特的青铜世界，这一世界通过操纵神圣的青铜礼器得以建立和维持。秦始皇陵作为另一个象征，采用宇宙模型的形式并包裹在青铜之中，代表秦始皇在死后继续控制世界的野心。

在此背景下，司马迁意图通过《史记》来对抗秦始皇的世界秩序。他反对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建立的青铜世界秩序，试图重建道德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身上复活了青铜世界的特质，走上了扩张的、积极的集权化进程。司马迁以《史记》对抗汉武，其结构本身就否定了中央集权。但他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汉武本人，而是其所象征的独裁统治。他希望通过推翻青铜的世界模型来实现变革。他不仅通过《史记》谴责秦汉的过度集中权威，而且通过撰写通史的行为，为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反叛者提供所需的“知识弹药”。

在司马迁的视野里，存在两股对抗的力量：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为代表的暴力统一与政治独裁，以及以孔子为代表、司马迁本人所继承的儒家道德传统。通过史料的分类编辑来“正名”，司马迁将“礼”引入他所建构的世界模型。他将道德榜样和礼的优越性置于严格法律和刑罚之上，这正是他在《史记》中采用的策略。最终，他所构建的竹简世界的变革力量击败了秦始皇的青铜政权。

关于《史记》的客观性与司马迁的道德寄托之间的矛盾，是侯格睿特别关注的一个命题。虽然侯格睿强调司马迁寄寓了强烈的个人理想与道德抱负于《史记》中，但他也指出司马迁呈现这种寄托的方式非常隐晦。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不同，《史记》中似乎缺少作者的直接声音和判断。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史记》带有过于强烈的个人感彩，缺乏应有的客观性。侯格睿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出发，指出古希腊历史学家在历史言说中面对的是现世的观众，需要说服他们并给出论点与论证。而《史记》则更像是一个“微缩世界”，在呈现历史。笔者以为，司马迁的历史书写更像是为了“理解”世界及其历史，《史记》展现了他“表达历史——理解世界——改变世界”这一过程。

司马迁并不预设历史的意义，也不期望《史记》为历史事件下定论。他通过建立微观模型来自然呈现这个世界，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模型复杂多元，无法被简单、单一地解读。这引导读者以全新的方式反思和阅读历史，自行发掘其中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史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它适应新发现的事实和新发明的解释，塑造了中国二千年的史学传统以及人们阅读与理解历史的方式。《史记》的结构不仅要求而且描述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构成了后世中国人试图理解世界的基础。司马迁与汉武帝，这两位历史人物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被李长之巧妙地比作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两个重要方面。李书深入解读了司马迁的《史记》，将其结构比作一座宏伟的宫殿，既有整体的堂皇设计，每一篇章又展现出匠心的经营。

对于《史记》中的史源问题，赵生群指出传疑缺疑是处理史料的重要方法。面对史料来源的不一，两说或多说并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韩兆琦则提到，《史记》的几篇之间有意地参错其词，留下了明显的疑窦，让后世的读者自行解读，这种“矛盾中显真实”的特点，正是《史记》的魅力所在。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已提出“寓论断于序事”，被后来的学者所接爱。姚大力在解析《史记》时进一步指出，司马迁让历史按他所理解的方式自行说话，这背后是他对历史过程论的自觉意识。《史记》的贡献在于对各种记录体裁的创造性利用，构成一种多元历史，展现了其变迁过程。

侯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诸多对《史记》的零散观点以“微观世界”模型统合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解释。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的互动被强调，文本被视为一个自在的世界。侯格睿的“微观世界”观点得益于他综合性的学术素养和比较史学的视野。他将《史记》的研究置于中西史学的比较之上，关注《史记》叙事的不确定性问题，这是由于东西方史学传统的差异所致。

侯格睿指出，《史记》的特点在于其异于西方史学的一贯性与明确性，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理解。与杜润德的观点相异，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一致之处。杜润德在古希腊和古典文化的比较中，也强调了东西方史学写作的差异，指出了中国史家的编撰者角色与西方史家的表达特定主题或故事的差异。两者的研究都旨在使《史记》的伟大被更多人理解。

这些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与解读，无论是从结构、史源、叙事不确定性等角度，都展现了《史记》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体现了东西方史学传统的差异与交融。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史记》，也为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史记》的新视界：探索竹简世界中的时空性与微观世界

本书《竹简世界中的史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古代中国史书《史记》。在此背景下，Stephen W. Durrant的著作《云镜下的冲突：司马迁写作中的紧张与冲突》与尚冠文、杜润德的《海妖与圣人：古希腊与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尽管这些理论为解读《史记》提供了新的工具，但在探索过程中仍有一些核心问题有待解决。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时空性的问题。现实世界中，时空是紧密相连的，历史事件在空间中展开的同时也在时间中流转。《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时间的历时性。这就意味着在解读《史记》时，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其背后的时间性，理解历史事件的历时演变。现有的某些解读方法，如侯格睿的“微观世界”理论，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史记》结构的机会，但有时会忽略其作为史书的历时性特点。正如侯格睿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虽然大多数宇宙模型都关注空间关系，《史记》也试图传达时空连接和社会等级，但现有的模型仍难以完全表达历史的动态时间过程。

关于司马迁的写作手法，侯格睿认为碎片化、重叠的叙述是司马迁的“故意安排”，但这种假设仍缺乏确凿的证据。与此前辈学者杜润德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他提醒我们不应忽视司马迁作为一个全方位的历史学家所具备的独特视角和目的。本书虽然探讨了“司马迁想要为我们呈现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回答了“他呈现了哪些内容”以及“读者能从中学到什么”。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区分这些方面，避免混淆。

本书的写作聚焦于《史记》文本本身。从横向来看，如果能对比《汉书》与《史记》的异同，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个人抱负和道德寄托。引入更多的考古学成果也能对司马迁的真实性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从纵向来看，尽管本书对近百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引用，但在中外学界交流方面仍有待加强。目前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相对缺乏，但好在已经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展开交流。这套“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和突破。对于理解微观世界视角下的《史记》，本书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它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框架，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这本书也展示了海外学者对《史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于拓宽海内外学术交流并推动《史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