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最反思(《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的1.3万字

反思中国富豪的错：回归初心与正道之路

没有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一文竟然引发了如此大的反响。文章像冰山一角，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正如天才小说家卡夫卡所言：“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这些富豪的问题，就像社会的冰山，需要我们共同反思和探讨。

我一直只是个恪守中道的读书人，尝试说出所思所想，一吐为快。当徐明离世、郭广昌失联等事件发生时，这些思考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但我要强调的是，我的文字只是内心真实的表达，与这些个案并无直接关联。

在反思富豪的错时，我并未否定他们的企业价值。这些企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郭广昌为例，他的企业对外投资，旨在将国际品牌的中国业务做大。我们不应因为个别人的问题而否定整个企业。法律的裁决才是最公正的。

谈到企业家，我想到了柳传志。他是一位实实在在说话的企业家，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他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不是降低先富者的收入，而是帮助更多穷人就业，进入城镇，拉动消费，形成正向循环。他强调企业的正道，坚持诚信经营，不走歪路。柳传志的底线是坚决不做邪恶的事，坚决不商勾结。他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下社会，许多企业家因为种种原因面临风险。政策、市场环境在不断演变，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导致了对同一行为的截然不同评价。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要小心翼翼，但仍然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柳传志告诉我们，作为企业家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坚守正道，才能无畏无愧地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回想柳传志的话，如果中国的富豪能够早点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底线思维，那么或许就不需要我写这样的反思录了。他们应该明白，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社会信仰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改革开放的37年里，许多中国企业家凭借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创造了巨大价值，柳传志便是其中之一。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时代的佼佼者。对于那些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社会信仰的民企朋友们，他们正在走在庄严的权利之路上。

最后我想说的是，富豪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要过于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给予企业家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云在民营企业家趣怪网的一次座谈会中表示，希望能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李克强总理明确回应，不仅信任，还要依靠民营企业家们。这种交流展现了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良好互动。我们不应过度渲染富豪面临牢狱之灾的悲情，事实上，这种比例极低。真正重要的是激发中国经济的新活力，推动创新。

关于政商关系的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二分法来看待这个问题。虽然理论上我们期待和商业有清晰的界限，但在现实中，完全实现这一假设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商人在特定背景下往往不得不依赖政治权力来获取生存空间和营商自由。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习惯于对微观主体的自主经营进行干预。至今，中国尚未完全建立起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双轨制”依然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富豪选择做与权力相关的生意，因为权力带来的牟利空间远大于市场竞争。权力的无限制介入会导致价格歧视、行政性垄断等问题。一些企业家甚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机会和优惠。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导致了权力经纪人的出现。反腐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回顾历届领导的讲话，他们对于贪腐的危害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当年的朱镕基在打击时曾愤怒地说：“那些的‘大飞’装上了五个发动机，时速高达五十节，我们的船都追不上！我对身边的人说，他们用，实在不行就调驱逐舰开炮！”他对身边的问题也是一针见血。比如十五年前，他提到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向公司交150元的车份儿，但公司只用一张“白条子”来收款，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偷税漏税问题。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视角去观察，会发现政商关系的清洁程度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般困难。但令人惊叹的是，中国经济却成为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奇迹，涌现出了众多企业家，他们身上展现出了丰富的企业家才能。

我认为，中国过去37年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两个“经济人”的合力：企业与。这种合力产生的效应远超过他们之间的特惠合谋所带来的资源扭曲和福利伤害。借用曼瑟·奥尔森的观点，这种与市场一体的模式，使得市场繁荣时兴旺，市场萧条时受困，因此有充足的动力保护或推进市场繁荣。

除了激发动力、保证交易的可预期外，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还在三个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这一体制为创业者、企业家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自由空间。在集体企业就业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个体经济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和法律的修订，私营经济逐渐得到认可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抓住了机遇，创造了价值。

这一体制为员工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许多员工通过开拓创新获得成就感，他们创造了世界最先进的系统，使基础设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工作，你会感受到一种“士大夫”的情怀。正是地方员工的竞争性努力，使得中国经济具备了今天的体量和活力。

这一体制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看来，“双经济人”的体制是中国奇迹的根源。在这一体制下，“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演化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融合开放条件下中国完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逐步建立一套可信赖、可持久的规则鼓励财富的创造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推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吸引更多的人才去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种制度上的变迁是对中国其他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支撑。相比于商勾结和权力寻租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是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员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贡献不应该因为某些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污名化这会对他们的职业荣誉感造成损害。当前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一种超越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中国经济已迈入新时代，单纯的要素驱动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必须依靠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旧有的模式，只是提供廉价要素给富豪，那么这些富豪能否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呢？显然，这已不再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双创一代”的需求。他们依靠的是用户，而非权力和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我们面临着变革“双经济人”体制的新要求。这种转变内在地要求建立新的政商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创业者和员工们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也将焕然一新，更加清洁、清新。

对于“双经济人”体制的下一步发展，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悲情不应是中国富豪的宿命。虽然一些传统富豪可能仍坚持旧有的模式，但未来的机遇在于那些敢于变革、勇于创新的企业家。

我呼吁建立新政商关系，以区别于旧政商关系下的模式。在旧政商关系下，“寻租富豪、特惠政策环境、设租员工”的模式虽然能带来GDP增长，但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相反，新政商关系应基于“创新企业家、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清廉有为的员工”的模式。在这种政商关系下，员工致力于营造公平环境、提供公共服务，而企业则专注于市场创新，不断创造消费者剩余。

在旧政商关系时代，这个“经济人”往往异化，一些员工更是变成了“经纪人”或“生意人”，导致政经不分、政商不分的局面。而在新政商关系时代，员工将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则主要扮演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维护公正的角色。这包括保护产权、力行法治、崇尚规则与契约精神、简政放权等方面。

我期望中国能早日进入新政商关系时代，那时的员工将更具备公共属性、服务属性，而铜臭味、干预属性、管制色彩将减弱。

今天的员工面临的约束比以前多了，但这是历史的进步。例如，在中国，“八项规定”出台后，员工的行为更加规范，大吃大喝的场面大大减少。

在新政商关系下，我期望中国的富豪能够以企业家的标准重塑自己的形象和企业的气质。富豪之所以给人留下不良印象，更多是因为自身的行为而非“仇富文化”。

我呼吁中国的富豪向企业家的方向自我超越，而不是走旧的路。不要再当“tenderpreneur”（窃贼），而要当“entrepreneur”（企业家）。那些利用招标体系致富、善于政治投机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的行为增加交易成本，让真正的企业家失去长期投资信心。这种“窃盗统治”是公共的灾难。

在腐败的双重形态中，“坏的腐败”被形容为“发展性腐败”，虽然其将公共权力转交给关系密切者，但由于国家经济仍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向前发展，就如同一只仍在产蛋的鹅，并未被彻底杀死。“更坏的腐败”则是被称为“退化性腐败”，这种腐败让窃盗统治贪得无厌，人民失去发展的机会，腐败所得的资金流出国家后，不再回流用于本国经济发展。

魏德曼对中国的反腐败战役充满信心。他强调，不是因为这场战役能大幅度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地防止了中国的腐败问题进一步恶化，避免走向“退化性腐败”。魏德曼指出，如果不控制腐败，它会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在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腐败将严重损害中国的活力，威胁国家的未来。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腐败，永不停步，旨在将中国经济引向创业者经济、企业家经济、法治化经济，实现长治久安。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呼唤新型企业家的崛起。

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需要变革“双经济人”体制的要求。这是建立新政商关系的最重要契机。在全球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成为明显的趋势。中国正在崛起，拥有庞大的市场潜力。与此旧经济正在调整，而与新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刚刚起步。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新兴中国”正在崛起。他们提出了持有“新兴中国”，交易“传统中国”的观点。高盛选择了一批中国企业作为“新兴中国”的代表样本，涉及多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不再依赖传统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工业增加值来衡量其价值。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中国指数也显示，新经济代表的板块营收增长迅猛。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新旧行业的发展鸿沟正在加大。新兴产业以超预期的速度发展，而传统产业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精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制造”正转变为“中国智造”。

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智能互联将世界带入全新旅程。跨学科融合、全连接网络驱动新工业革命，将创造全新的消费体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富豪的思维和商业模式必须彻底转变。新富豪将通过知识致富和创造力致富，速度更快、方式更清洁。旧时代正在瓦解之中，旧富豪如果不觉醒也会被淘汰。未来的趋势是以企业家精神共启新时代。任何有勇气面对决策的人都可以学习成为一名企业家并表现出企业家精神。无论是教育领域还是医疗领域，企业家精神的案例层出不穷。兴起于新时代的力量必将催生适合这个时代的新富豪。在二十世纪伊始，大型专业化医疗中心崭露头角，而在二战之后，医疗保健中心和专业化治疗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进步的背后，无不凝聚着开创者与创新者的心血与智慧。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能否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新时代的洪流之中呢？在我们严肃整顿风气、回归纯洁之后，如何进一步激发他们内在的活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如猛虎下山、雄鹰展翅般勇往直前？

不必让悲情束缚中国富豪的心灵。人类是一种永不停息、不断追求进步的生物。我们参与冒险、竞赛，不断改进环境，充满活力和激情地行动。正如尼尔·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所言，人类只有在活动和努力中才能实现自我，人的努力是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弗格森指出，罗马的衰落源于国民滋生的“阴柔气”，即丧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了获得幸福，人们必须积极行动，否则民族将失去发展动力，走向衰落。

在2015年的亚洲博鳌论坛上，我有幸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交流。他预测中国正处在一个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时期。他强调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创新，而现代价值观则是“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一价值观激发了草根经济的活力，为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正在经历的大转型，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需要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更新。无论身处何种所有制环境，只要你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迎接新的挑战。

新的黄金时代正在拉开帷幕，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如果你不改变思维，没有人有时间和耐心来帮你完成这个转变。在此，我想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如果我们渴望结束辛劳，或者追求安逸的生活，那我们就误解了人类的天性。（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

让我们在追求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畏艰辛，不惧挑战。让我们从企业家精神中汲取营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投入到新时代的征程中，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